二、古代旱灾的社会影响

旱灾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旱灾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食物与用水短缺，农业生产难以开展，人们无法在土地上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饥渴或饥饿而死者所在多有，造成局部地区人口锐减。据《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明末崇祯年间的特大旱灾发生前，全国人口为9987万，灾后则为8848万，减少了1139万，数字之大可谓触目惊心。而劳动力的减少必然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导致经济恶化和财政危机。

因旱灾而引发的流民潮在历代官私史书中屡见不鲜。仍以两汉之际为例，王莽地皇三年（22年）四月,“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而当年夏天“蝗从东方来，蜚蔽天”，“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汉书·王莽传下》）。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后汉书·樊宏列传》）；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后汉书·陈王列传》）。魏晋以后，战乱频仍，加上水旱灾害不断，人民更是饱受迁徙流离之苦。

明代思想家丘濬指出：“劫禾之举，此盗贼祸乱之萌。”（《大学衍义补》卷一○）邓云特也强调，“大暴动兴起之以空前灾荒为其背景者，几为不可逾越之定律。”（《中国救荒史》168页）日益频繁的旱灾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汹涌的流民潮极易引发社会动乱，轻则转为流寇盗贼，重则发生武装暴动甚或大规模起义。

事实上，对于水旱灾害与王朝兴亡之间的关系，有识之士早已谈到。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三川竭，岐山崩”，发生了一次由地震引发的旱灾。王室卿士伯阳父由“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国语·周语上》）。十年之后，犬戎攻进镐京，幽王被杀，西周宣告结束。夏、商、西周三代之灭亡都与旱灾有关，既说明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抗旱救灾能力的低下，也与统治集团未能有效应对有关，这一点在后世王朝兴衰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明代中期以降，政治腐败，而水旱灾害连续不断，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流民遍及全国。成化年间，荆襄地区聚集的百万流民先后揭竿而起，沉重打击了明廷的统治。到崇祯时，陕北大旱，流民激增，地方官员处置不当，终于引发明末农民大起义，明朝统治也随之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