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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商联将在两会上提议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称中国目前社保费率超40%，高于经济发达国家，企业缴费比例过高，负担过重，影响占国内企业99%的小型企业发展，制约工人涨薪。
由于企业职工的五项社会保险往往捆绑参保，其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甚至达到50%，这一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这对于中国企业主流——利润水平极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这使得他们要么用各种方式规避，要么依法缴纳之后降低企业的利润率与竞争力。企业是经济细胞，它的生存空间不仅关乎广大职工的福祉，更与社会的经济活力密不可分。企业细胞的萎缩，对谁都不是好事。
适度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有助于企业用工成本的降低，从而有效刺激企业投资活动，并拉动企业用工需求，而投资与就业同步增长，将有力地增强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2009年，国务院曾经出台缓缴社会保险费、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和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等三项临时措施，为企业降压减负上千亿元，为企业渡过难关起到一定作用。单广东省实施三项措施之后，就为企业和职工减负150亿元左右，受惠职工近190万人。降低企业社保缴费对社会效益的增进由此可以窥斑。
企业社会缴费比例的下调，是否导致社保基金的缩水，反过来损害了企业职工的利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的“拉弗曲线”揭示，费率下降并不一定带来基金征缴收入的同比例下降，因为费率下降会刺激缴费人数的增加，扩大制度覆盖面，从而抵消一部分下降，这是其一。而更重要的是，公共财政的雄厚实力降低了这种风险。社会保障基金基本上就是“三足鼎立”——企业、个人、政府。企业要降，个人不能增，唯有公共财政担当。倘若公共财政能负起责任，填补企业减少的窟窿，社保基金“池子”的水位就不会降。即使8万亿公共财政的“蛋糕”不能多切，我们还有一个“大老板”——国企。根据数据显示，全国国企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上缴分红仅为440亿元，让他们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于情于理，皆无不妥。
从投入中要总量，还要从管理中要效益，防止“跑冒滴漏”。扭转社保基金收益率畸低的惨状，使基金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资产收益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也显著高于存款利率），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是当务之急。安全胜于收益导致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不高。2005年前社保基金投资实际收益率一直在2％至3％之间徘徊，仅相当于三年期存款利率，低于商业保险资金运营4％的收益率。2006年后有了较大幅提升，但总体而言仍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
除了投资收益，管理体制也存在着难以预见的风险。2006年8月，上海查出我国最大规模的社保基金挪用案，揭开社保基金管理存在问题的冰山一角，此后不少地方都爆出同类案件。据审计署2006年的审计报告，我国社保基金的违规问题金额高达71亿元，可见监守自盗、挪用盗用等现象相当普遍，令人忧虑。
此外，在设计社会保障制度时，还应避免因职业、身份、地区的不同社会保险待遇差距过大，保障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投入中的公平性。由于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原因，社会保障仍处于条块分割状态，彼此间壁垒森严，不能越雷池一步。不同职业、身份、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千差万别，甚至形同天壤。因“双轨制”甚至“多轨制”造成的社会保障的差异格局，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作者: 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