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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据介绍,尽量避免找本地风水师,也是官员们都遵守的一条规则。某“易学命理大师”向记者透露,他曾和一名官员约在其他省份的宾馆见面,“当地人容易走漏风声,风险太大”。
“我们有时候去看官员的房子,甚至都见不到主人。看完后,我们还要将所有的演算、草图当面撕掉,以免主人担心外传。”一名要求匿名的风水师说。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种种官员讲风水的作法一直备受诟病,但是仍有不少官员乐此不疲。
“相较于商人,官员们更相信一些‘玄’的东西。”一名风水师这样总结他的经验,“给他们调整一下办公桌的位置,他们会觉得太简单,不放心。但给他们在地上埋一点吉祥物,布一个阵,他们就会觉得很灵了。甚至有的官员在风水布置成功后激动得流眼泪了。”
据了解,风水曾经是科学不发达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朴素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风水不是科学,说是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这是吹牛。”一名资深风水师向记者坦言。
既然如此,为什么官员的迷信程度会如此之高?
“人们往往在遇到风险决策,特别是不确定性决策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或预测结果的风险性,就会产生诉诸迷信办法来预测未来的动机。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只有1个候选人去竞争一个副局长职位,他就不需要问鬼神了；但如果有5个候选人,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5,这似乎只是一个风险决策,但时下干部能否被提拔的影响因素很不确定,有的说能力和政绩是主要的,有的说和主要领导的关系是主要的,有的说群众关系或同僚关系是主要的,还有的说金钱是主要的,于是,如何能被提拔以及朝什么方向去努力,就变得高度不确定了。这时,求助于八卦、鬼神的动机就很大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任建明认为,从之前迷信官员的个案来看,他们比较共性的目的是为了预测职位晋升的前程如何,这似乎不难理解,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谋求职位晋升应当是满足他们自我实现需要的一种主要途径。一般来说,通过职位晋升满足公务人员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官员追求升官兼有贪污腐败的动机。可是,官员职位是稀缺的,且职位越高稀缺程度越大。由于我国公务人员待遇等其他激励方式都和官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于是,要发展似乎就只有谋求提拔这一条路了。
“如果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范、透明,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从事公职也就是一个风险职业罢了。但问题是,从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演化的现状来看,特别是从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腐败日益严重的态势来看,影响官员职业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必然就会诱发干部的迷信动机。”任建明说。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院程萍曾对干部科学信仰问题做过调查,她认为,官员迷信的原因包括:
“官场潜规则”和高心理压力带来的理性缺失。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反而受到压抑,在一些所谓“官场潜规则”的暗示下,多数官员必然会产生沉重的焦灼感、迷茫感和无力感,觉得自己实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便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一些有能力、有追求的官员,原本通过正当的努力就能够获得升迁,但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不正当的“投资”或者祈求神鬼保佑。
此外,由于官场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人对自己已经获得的利益并不具有稳固感,反而时时感到风险的威胁。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一些人希望有神灵佑护自己不受或少受损害。
官员问鬼神暗藏腐败
有反腐人士认为,官员迷信,看似属于个人信仰问题,实则暗藏腐败的因素。
“地方许多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的风水师为他规划。”一名风水界人士说。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聘请一名专职风水师的价格,保守估算每年也得10万元至20万元不等,有些风水师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元,而每一次看风水以及算命运的价钱则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对于吃财政饭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这样的费用无疑是天价。一名风水师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玄机,“相关的酬劳,往往是与官员有往来的商人们支付的”。
风水促人脉的说法于是不胫而走。在风水业界流传着这样一段传奇:某大型国有企业在行将倒闭的关键时刻,通过风水顾问的居中协调,成功邀请到了某位头面人物参与了一次公关活动,这家企业随即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贷款,而这名风水顾问也随即获得了可观的“顾问费”。
“如果官员拿着来路不明的钱去搞风水迷信,那么手中的权力就有可能出现变异,这就属于腐败了。因为腐败的定义主要就是指权力行为的离轨,权力没有在正常应该行使的轨道运行,权力变异的一大现象,就是具有为己牟利、滥用公权力等特征。”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
据了解,一些因腐败落马的官员往往和风水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于那些腐败的干部来说,由于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安全就成了他们另外的一个主要的需要了,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腐败干部的比例还比较高,因此,有这种需要的干部还不少。同时,由于保护举报制度缺失以及一些更为复杂的原因,干部腐败之后能否确保安全,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因此,腐败干部也就会有很大的迷信动机,有一些官员迷信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任建明说。
对此,任建明认为,应该从两大制度入手——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对官员迷信行为加以约束。“假如所有干部选拔任用都是以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的,规则在先,通过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来决定,且所有的评议、考核、测评结果信息都完全公开,那么,在决定任命这件事上,所有候选人都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被淘汰者也知道今后应当如何去努力,根本就犯不着去问鬼神。同样,如果反腐败制度改革可以做到‘伸手必被捉’,腐败官员也犯不着去问鬼神,他们很容易就知道为确保安全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林喆则建议,在政府部门和党内建立普遍的“谈话制度”。“上下级之间、党内都可以进行3种类型的谈话,第一种是激励谈话,当面表扬；第二种为上级对下级监督,就是诫勉谈话；第三则是排忧谈话,这样的谈话经常也会有,但是没有形成制度。通过这样的谈话可以减轻官员来自于体制内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信仰危机,自动远离迷信活动”。
本报记者杜晓本报实习生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