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初次来，只有通过服务生的指引，才会知道有一个通往二楼的楼梯。“我们老板说了，不用告诉来吃饭的人上面是做什么的，只有能准确报出家门的人，我们才会指引一下，老板警告过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服务员说。记者顺着楼梯来到二层，马上有人过来警惕地询问来找哪位？即使没有挂牌，访客也会清楚地看到这里之前应该是一个小招待所，还有前台以及接待人员守在那里。只有继续往里走才会发现这不是普通的招待所，除了一个个房间外，还多了一些展示地方特产和名烟名酒的柜子。墙上的名人字画也在提醒来人，这曾是有些文化内涵的接待场所。

据吕蒙介绍，这家县级驻京办已经成立超过20年。自从2001年来北京工作后,吕蒙就很少回老家，前两年，他把父母也接了过来。吕蒙告诉记者,除了那些有职务或是公务员身份的驻京办主任，其他的人大多都不愿意再回去。吕蒙认为，清退令下达后,那些县级驻京办“船小好掉头”,倒是那些发达省份富裕县的驻京办,需要处理的“后事”繁琐。他说：“那些已经在北京购置了产业的驻京办,6个月处理时间基本不够用，如果处理得太着急,弄不好还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吕蒙和家里人现在都已适应了北京的生活,面临清退大限,他心情格外复杂，“谁不想在发达的首都生活?我只有听从县里的指示，只是现在的政府部门职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出来这么久了,再回去就算级别上有所照顾,但以前的岗位肯定没有了,一旦安排不好就只能赋闲在家。我现在从心底里希望那些我接待过的领导能记得我的好。”

个体生存

留一两个人开张

更多的相对贫困地区的县级驻京办则转化成了个体存在，通常一两人，租一间房就“开张”了。其中，北京站、北京西站和三元桥是“黑驻京办”比较集中的地区。上周，记者来到北京西站附近羊坊店的一个小区，这里的老住户都知道，小区里曾经有超过10家的挂牌驻京办，现在，这些牌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一位乘凉的大爷告诉记者，“牌子没了，但人还没有撤，不过确实比以前人少了，也没有原来那么多人到院子里来找他们了。”

在《驻京资讯》李罡的推荐下，记者联系到安徽省某县级驻京办的负责人于平(化名)，当时他刚将一名来京上访人员送上回安徽的火车，正满头大汗地从火车站往回赶。他说：“干六年了，我其实就是跑腿的，名义上是联络处主任，其实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比《驻京办主任》里描写的主人公差远了。”

回忆起初来北京的艰辛，于平充满了感慨：“2004年，我作为县里的招商小分队成员被派到北京，后来这个小分队逐渐演变成驻京联络处了。刚开始，县里只拨付了3万多元的经费，只够房租、水电、电话费和差旅费，最尴尬的就是没有招待费，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在议论驻京办主任的腐败问题了，但我们要省吃俭用才够花，真没有多余的闲钱腐败。”

“我们也知道有些驻京联络处的形象不太好，在小区租房子、人员经常变换，有时候还乱停车，但是有些事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要面临‘零上访’、 ‘一票否决’等巨大的考核压力。”

在于平看来，不管是上网推广也好，转成企业经营也罢，还是像他们这样的个体生存，总是有需要才会存在，“存在即合理”，“我不像有些人那样想留在北京，我希望在老家安享晚年。希望有一天不再需要我们这些人跑项目、做联络、搞维稳，希望黑驻京办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