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直接派钱是最省成本的纾民困措施
为什么要直接派钱?
媒体也纷纷评论,指出当前是人民最需要“红包”的时候。“红包”的设想并非不可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有为者亦若是”的改革勇气,在操作层面上大胆尝试。
“直接派钱是最省成本的纾民困措施,派钱是最直接的还富于民。”“澳门红包”的研究者、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萧志伟认为,“我的提案看起来有点‘outofbox(不合常规)’,但其实非常严肃。”刑普强调,“而且,在国际上,这样的做法并非没有先例,美国、新加坡、香港都曾经有过类似的做法”,“我的提案主要是想引起决策层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专家郭巍青教授则评价:“地方政府关注民生、保障民生的‘红包行为’应该得到鼓励和肯定”,“通过公共财政来缓解民生的困难,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分内之职。”
不少网民认为,东莞的做法是双赢之举。在CPI指数连创新高、通货膨胀压力累积的困境下,派发“红包”的政府行为对于缓解部分民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群众生活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抑制通胀。而且,政府分红不仅还原了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色,也是对“还富于民”的社会诉求的回应,更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公平的一种努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政府分红”的实施也将凸显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为政府“加分”。有人期待此举产生积极的涟漪效应。
在新浪网,一位重庆网友称,东莞的做法是一件值得推广的大好事。一位北京网友也表示,发“红包”是好办法,真正关注民生!而在网易和腾讯网,有不少网友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可学习东莞,把红包推而广之。
媒体也纷纷评论,指出当前是人民最需要“红包”的时候。“红包”的设想并非不可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有为者亦若是”的改革勇气,在操作层面上大胆尝试。
不过,在一片赞扬的同时,坊间也有质疑之声。
东莞当初表态要效仿澳门分红时,一度被讥为作秀。就像对待刑普那样,有人将其看成是荒诞或怪异的表达。
有人质疑“红包”发放程序的合法性:发红包之前,可否进行过立项、审批、听证、组织论证等程序?上亿元的大红包,是否以预算的形式经过人大的审议表决?更有人认为,分红受惠面狭窄,且存在惯性歧视,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挫伤了外来民工的积极性。稍有不慎,这座昔日全国著名的“民工城市”,就将面临一场“民工危机”。
也有人认为,分红制度不能昙花一现,形式上也不要只局限于发钱。
“只是稳定的济困制度中的一个环节”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搞全民补贴,一人发一个红包,不现实,也没必要。工人的最低工资一提再提,事业单位也随着物价上涨加了工资。”
就在外界热议红包事件时,东莞市民政局内部却波澜不惊。
“我们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按照正常程序,做了一项很平常、没有争议的工作。发1000元补贴,只是我们稳定的济困制度中的一个环节,是首发,但很可能不是最后一次。”郑文辉说。
近年来,东莞一直注重对困难群体的补贴。有统计数据表明,东莞市政府的补贴力度在不断加大,频密度也在不断提高。
“当然,民间热议可以理解,特别是与港澳、与刑普联系起来看。不错,我们受到过澳门的启发,但和它最大不同的是,我们是立足了东莞现实,立足了近期物价高速增长的现实,选取七类最弱势的人群,予以补贴。”郑文辉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搞全民补贴,一人发一个红包,不现实,也没必要。工人的最低工资一提再提,事业单位也随着物价上涨加了工资。”
东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至2007年末,东莞户籍人口为171.26万,常住人口为694.72万。去年,财政收入达到539.5亿元。
“对困难户发补贴,钱不是问题,就是2亿元,财政上也拿得出来。怎样把这笔资金踏踏实实落到困难户头上,却是比较关键的。”郑文辉认为。
中央党校学者邓聿文则认为,财政来之于民,也应该用之于民。就此而言,刘志庚给市民发“红包”的这一想法,的确是个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态度。而同时也应该看到,对其他很多经济发展一般、财政只能维持“吃饭”的城市或地区,要他们从财政里面拿出一笔钱来补贴受物价影响的群众,也是很难实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