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在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采访时发现，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不断深入，两省区长期积累而未妥善解决的乡村债务如同"紧箍咒"一般，束缚乡村干部手脚，制约乡村两级发展，乡村两级干部萌生不作为思想。

一个西部贫困农业乡镇的收支账

西部贫困地区生态恶劣，“三农”工作尤为艰难。这是贵州六盘水市一处石漠化耕地。

贵州省独山县羊凤乡是一个典型的西部贫困农业乡镇，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乡财政收入构成主要以农业税为主，工商税收比重很小。农业税减免后，乡财政深陷"断炊"窘境。

乡党委书记杨兴明介绍说，全乡总共３５００余户、８．４万农民，去年人均纯收入仅１４００元。农民很穷，政府也不富裕。去年乡财政收入算大账１８万元稍多点，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７万元、县财政经费补助１１万元、税收超收返还４５００元左右。

去年这个乡的财政支出情况又怎样呢？乡长杨正江掰着手指头一一列举：

－－正常办公经费每月４０００元。其中电费６００元、电话费７００元、复印机用费用６００元、食堂做饭师傅工资４００元。

－－车辆维护和燃油费每月６０００元左右。主要是乡里３台车即将报废，维修费用很高。

－－会议及接待费每月４０００元左右。乡镇处在农村基层，权力有限而责任无限，上面哪个部门来人都不敢慢待。我们这地方山陡沟深，各村距离乡政府路途又普遍较远，召集村组干部来开会办事，结束后招呼人家简单吃顿饭也是常情。

西部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脆弱。这是贵州农村一户农户家。

－－其他支出每月１０００元到６０００元不等。派出所等垂直管理部门申请经费补助；培训或组织群众到外地参观学习等产业结构调整费用；工程项目附加费用；民政临时救济、精神文明活动、农村党建、老党员年终慰问及乡镇办公设施维修等费用。虽然好多都是临时性的，但是挡不住细算。

根据羊凤乡两位领导介绍的情况，这个乡要想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平均每月的办公经费等常规性开支最少也得１．５万元，一年下来就是１８万元。而从２００３年以来，每年真正落实到这个乡财政所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只有７万元，平均每月仅有５２００多元。导致乡里的常规性开支严重不足，产业结构调整费用等其他临时性开支更是没有出处。

羊凤乡的干部们普遍反映，农村实施税费改革政策以后，上级核定的税收转移支付资金有限，而作为贫困农业乡镇的羊凤乡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但是，财政的支出口径却有增无减，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导致乡财政进少出多压力越来越大。

西部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脆弱。这是贵州农村一老农在家门口休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２００３年以前，羊凤乡由于体制性和政策因素，如发展经果林、盖乡中学综合楼等负债近２０万元，一直没有清偿。２００３年为弥补经费不足，乡财政又发生赤字１１万元；２００４年以后县财政累计给予２０万元经费补贴，两年间仍然发生赤字７万多元。

杨兴明告诉记者，去年县财政局准备给乡财政所配备一辆车，明确要求乡里必须补贴２．３万元，否则这辆车就给别的乡镇。尽管县里没有给专项款，可是钱最后花出去了，出口在哪里？只能挪用其他款，因在乡财政所帐上的资金都在一个锅里搅。在乡财政１８万多元赤字中，类似的支出就有三笔共计８万元，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永远挂在那里。

杨正江感慨道，现在我们既无钱办事，又无钱还债，明天怎么办？永远有一个问号。去年，外地有一个老板想在乡里投资办厂征用了一块地，给乡财政所帐上打进来６．５万元土地占用费，没有给占地农民一分钱，全部挪作办公经费花了。如果老板来要这个钱，只能再想别的办法堵口子。

为民，巧妇难为

为防止农村基层政权进一步深陷负债泥淖，去年按照中央相关会议精神，各省区也相继出台文件，层层建立消赤减债目标责任制，明确规定所有乡村一律不许出现新债。然而，要办事就得花钱，由于没有明确的操作依据和办法，"一事一议"又很难操作，"会难开、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借钱或者让私人垫资，旧债难还又添新愁，所谓为民服务只能是拿嘴应付。乡村两级干部有些产生了不作为思想。

西部贫困地区生态恶劣，“三农”工作尤为艰难。这是甘肃农村一貌。

记者在贵州省荔波县朝阳镇了解到，镇政府所在地的一供水池出现了裂缝，４０００多名群众断水快两个月了，却一直得不到维修。镇党委书记黄志刚无奈地说："要6－8万元投入才能重新修好水池，正向水利部门争取。穷乡镇就像一台旧车子，越使用修理费越高，形成恶性循环。目前我们镇的债务已达六七十万元，县财政只保工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连基本办公经费都保证不了。不能为民办事，有时我们都不敢面对群众。"

记者了解到，许多负债乡村已经产生畏债心理，加上农民的公益意识又整体淡薄，致使当地农村建设和生产项目几乎处于放任自流状态。一些干部片面理解国务院严禁欠新债的文件精神，流露出宁可少干事，或者不干事也不能出岔子的态度。

在贫困的宁夏南部西海固山区，不少偏远村庄至今连最基本的人畜饮水问题都没有解决，不仅如此，村民们生产农副产品外销主要靠单家独户自行找出路，青年人外出打工也得不到培训和组织。当地的一些乡镇干部却表示，现在贫困乡镇能平平稳稳度过一年，到年底考核合格就谢天谢地了。

债台，何以高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干部的不作为思想主要是沉重的债务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想办事却无法办。那么乡村组织，缘何会背上沉重的债务？

贵州和宁夏两省区乡村债务有上级财政的各类借款、金融机构的贷款、统筹中借款、企业或个人借款，以及各种拖欠款等。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兴办企业亏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好多市县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跟风大办乡镇企业，"乡乡点火、村村冒烟"是当时一些地区的真实写照。然而，由于管理粗放、政企不分、权责不清以及市场变化等原因，所办企业纷纷停产、破产或倒闭，留给乡村的只有高额投资债务。如贵州省毕节地区２．５１亿元乡村债务中，兴办乡镇企业带来的负债就占１３．９％。

西部贫困地区交通也极其闭塞。这是贵州一个村民组村民自发修建的通村公路。

－－垫资上缴税费。农村税费改革前，每年初由市县向乡镇、乡镇向行政村下达当年的税费任务，并采取种种措施严格规定上缴时限。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天灾人祸等多种原因，税费征收常有缺口，为保证足额及时完成上缴任务，两省区一些乡村被迫四处举债，甚至向民间借高利贷垫缴；而农村税费改革后，政策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向农民硬性收取拖欠的税费，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弥补管理经费。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贵州和宁夏的乡村干部队伍都比较大，管理成本偏高，上级财政拨付的经费连会议费、差旅费等日常开支都难以确保，加上两省区相当多的乡村都无集体经济，属于"空壳乡"和"空壳村"，自身缺乏"造血功能"，往往只能通过举债方式来维持运转。

－－达标捅下窟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贵州和宁夏均在农村开展了"小康建设"、"普九验收"、道路建设、计划生育合格村等名目繁多的达标升级活动，上级部门支持的资金有限，而且迟迟不能到位，大部分开支都由乡村负担；一些市县还相互攀比，层层加码，基层组织财力不堪重负，债台高筑。据统计，宁夏仅由此形成的村级债务就高达１．４５亿元，占全区村级债务总额的４２．８％。

－－胡支乱花欠债。一些乡镇村级财务管理不规范，监督制约机制跟不上，乡村干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超标准租车的现象比较普遍，使得有限的资金不断流失，债务越积越多。如宁夏灵武市原新华桥镇的接待费用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在一家餐饮娱乐中心结算，不仅吃掉了这家餐饮娱乐中心欠镇上的１０万元房费，还倒欠２４万元"吃喝费"，年均接待费近５万元，全部打了白条子。

躲债，见怪不怪

记者采访期间不断听到类似与乡村债务相关的"故事"：２００３年以来，镇里所欠债务无法清偿，贵州省荔波县朝阳镇镇长莫生亮年年上法庭当被告；２００５年７月，一些讨债者上门要钱没有结果，便用电焊把宁夏灵武市崇兴镇龙三村村委会大门焊死，一周后才被强行打开。

虽然乡村过度负债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在像贵州和宁夏这样的西部贫困省区，近几年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显得尤为突出，而且已经远远超出自身经济和财政负担范畴。负债过重的乡村，各项工作阻力重重；乡村干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杨白劳"，躲债现象见怪不怪。

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西部并不一个遥远的梦想。这是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罗依寨的村民正在打扫村院落卫生。

前不久，记者来到宁夏灵武市崇兴镇，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均不在办公室。辗转通过市委宣传部找来镇党委书记周玉斌。周书记很窘迫地解释说："只要呆在办公室，每天都有三五个来要账的，大吵大闹，寻死觅活，闹得啥工作也干不成。乡村债务最让人头痛了。"

从２００３年起，宁夏用两时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由三个乡镇合并而成的崇兴镇一下子背上了１２８８万元的巨债，全镇４．５万农民人均负债２８６元，上门讨债的人走马灯一样。作为新一届党委书记，周玉斌自打年初上任之日起就没有消停过。他说："愁得我一天抽三包烟，还是想不出办法来。"

周玉斌的苦恼也是贵州和宁夏两省区众多负债乡村领导们的苦恼。过去乡村靠统筹、提留等渠道，还可以有些"活钱"来化解债务。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的收入渠道骤然变窄，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贫困乡村只有上级转移支付这一资金来源，而转移支付资金连维持运转都很艰难，更别说用来还债了。每逢过年过节，一些乡村干部便离岗外出躲债，有的连家都不敢回。（姜雪城 周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