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女儿推动尊严死亡面临孝道等观念阻力

2012年11月21日15:10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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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选择都无解

文章开头老许的儿子小许,不赞成“生命的尊严”这样的提法。他还在电话里坚定地说:我一秒钟都不愿跟放弃父亲生命的医学博士陈作兵交往。

“那种人至少不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小许说。

父亲老许被检查出来是肺癌时,已经被医生宣判是“晚期的晚期”了,已经发生了骨转移和脑转移,能扫描到的可见肿瘤26个。

当即,儿子小许就决定:要把自己的每一分钱和每一秒钟都留给父亲。而老许也想“活着”。看到一只梨,老许说:一千万买一只梨,我也吃不下了,以前不重视身体,太节省,要能多吃点儿梨就好了。

小许说,用尽全力挽救父亲,是唯一能做的事儿。一个人连生命都快没有了,“尊严、自由、快乐”这些矫情的字眼儿有什么意义,“他不需要旅游,只需要生命”。

他很清楚,父亲会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无论做怎样的选择都是无解。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租房到医院附近陪伴。

化疗药是用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这是一个选择。采用怎样的化疗方案?又是一个选择。要不要用最新的药?还是要选择。后来,癌细胞入侵了老许正常的血管壁,胸腔开始积水,肺就快要被液体淹没了。老许接受了第一根管子,从锁骨插进管,抽胸水。每天,那根管子都会抽出一斤粉红色的液体。“100天,抽了100斤”。

也正是这根管子让老许多活了100天。

可这根管子解决了憋气问题,又带进了空气,又造成了气胸。而且管子也带进去新的细菌感染,老许正在朝一条不可逆的路上走。

父子俩觉得每一步都无可选择,只有一起奋斗。后来,老许疼得左躺不是,右躺不是,坐起来也难受,疯狂地扭动身体。

到后来老许的脾气也大了。有一次,儿子实在忍不住,说:“爸爸,你就不能坚强一些吗?”可父亲的回答让他终身难忘,那句话让他深刻理解了临终病人的感受。父亲说:“爸爸到这个程度了,坚强和不坚强有什么区别?”

再后来,痰堵在了胸口,第二根管子从鼻子插进了肺。每天抽出黄黄的浓痰,直到“抽的速度赶不上癌细胞产生痰的速度了”。他的肺一点点变成灰白色,像被棉絮裹着。

进入ICU前的时刻,老许拉着儿子的手说:你们要照顾好自己。我觉得身体紧绷绷的,像被很多铁丝把身体捆着,爸爸没什么文化,不知道什么是遗言,也许这就是遗言吧。

先进的医学设备和药物让这句话没有变成老许的遗言。这位生命以“秒”计算的病人,最终挨过了那年的春节。除夕之夜,下着大雪,昏迷的老许醒来后,对家人说:过年了!我祝你们幸福!

父亲走后,这句话陪伴了小许很多年。如果没有抢救,他是得不到父亲这句“祝福”的。

小许告诉记者,对癌症病人而言,没有尊严,只有活着。连生命都快没有了,何谈尊严?如果空谈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哲学的意义在哪里?哲学本该是回答生命的。

“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太多了!”尽管“人财两空”(花了几十万,还借了债),小许说,他丝毫不后悔当时的选择。

如今,小许每次吃到梨,都会想起父亲。他说,这场经历,让他知道“梨的味道不是甜的,也不是酸的,而是平静的”。

陈作兵的生活却很久不能平静下来。很多癌症患者给陈作兵打电话,希望他能解答,究竟该怎样做出选择。但陈作兵坚持,那只是很个人的选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罗点点竖起她的大拇指,说自己同样很敬佩那些插着七八根管子,选择与死神顽强抗争的人,“好样的!”

她说,生前预嘱就是强调死亡的权利由本人做主,怎样选择没有对错,只要是自己的。

有一次罗点点去美国纽约,专门参观了特鲁多的塑像。这里被称作医学的圣地。

特鲁多的一生中,当医生的日子还没当病人的日子多。1837年,24岁的医学院学生特鲁多来到人烟稀少的撒拉纳克湖畔等待死亡,他得了那个年代的不治之症——肺结核。

远离城市喧嚣,他的身体慢慢好起来。奇怪的是,每当他在城里住上一段时间,结核病就会复发,而一旦回到撒拉纳克湖地区,又会恢复体力和心情。后来,他在湖畔创建了美国第一家专门的结核病疗养院。他成了美国首位分离出结核杆菌的人,还创办了一所结核病大学。当然,最终,他也死于肺结核。

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看着雕像,最让罗点点感动的是,盖在特鲁多下半身的那条毛毯。这条毯子让特鲁多的病人模样显露无疑,让“医生和病人没有界限”。特鲁多的墓碑上刻着他行医生涯的座右铭:“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而这句话正是当下中国医学界最缺少的。”罗点点感慨。

因为职业的关系,罗点点和她的朋友对“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平等”这句高悬在北京八宝山骨灰堂门楣上的歌德的名言,有自己的理解。

王一方总讲“死亡课”,他也想好了自己怎样“下课”。他说,最后的时刻,他拒绝用机器延长生命,他会让人给自己刮胡子,用热毛巾洗把脸,再擦点儿雪花膏,干干净净地离开,要“像老獾一样,把礼物留给别人”。

ICU专家席修明说,他不会在ICU走,他要躺在一个干净的床上,一个人也没有,安静地对这个世界说会儿话,然后走,正如一只蚂蚁离开,一片树叶落地。

见惯了死亡的刘端祺,没打算把自己的死亡看做“特别的仪式”。他说,他不会浪费别人的时间,不会过度抢救,赶着谁来看我,就是谁;走了骨灰放在树下,当肥料。“我一生很充实,我给自己打80分!”

罗点点也想好了最后的“生命的句号”。死后通过捐赠变成一副白骨,挂在一位高大漂亮的随便什么科医生的衣帽架上,每天和他一起面对病人,穿他的衣服,还听他用特别软绵的口气打招呼:“嗨!罗美丽!”

相比罗点点他们可以预见的自我做主的死亡,老许最后的生命却身不由己地紧紧系在一根管子上了。

那年正月初三零点,老许的生命进入了最后的时刻。小许穿过空荡荡的走道找医生,医生决定再插吸痰管。医生说他们的职责就是挽救生命,哪怕最后一秒钟。

而这一次,一直很配合医生的老许,再也不想做了。他用尽全力抓着大夫握着管子的手,使劲往外推。可医生有力的手,准确迅速地把管子从他的鼻子穿进,直抵肺。

老许的预感是准确的,最后一管不是痰,而是鲜血。他最后一句话是:“拔掉管子!”一个多小时后,老许走了。

(原标题:生命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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