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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利益与实力
从拉萨往南，沿着拉萨河，过了雅鲁藏布江，随冈底斯山而起伏，又翻越喜马拉雅山，才到达中印边境的小城亚东。这一趟，藉着越野车和柏油路，本刊记者花了一整个白天。
1950年12月19日深夜，十四世达赖和他的家人、下属高官、随员，共计至少两百人，从布达拉宫地窖取走几十柜金银财宝，由乡间小道悄悄出走，同样循前面那条路，到次年1月2日方抵达亚东。
对于此番出逃意图，他后来毫不掩饰：“如果情况恶化，我可以轻易穿越边境，出亡到印度。”在此之前，他在拉萨还和其高官们做了两手准备，一面指示阿沛在昌都与解放军继续谈判，一面派员往国外“求援”。
这一手法，秉持的是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的政治遗产——骑墙和投机主义：为了维护政教合一的底线和统治集团的利益，其立场是可以随时变化的。
1904年，英国将领荣赫鹏率军取道亚东侵藏，十三世达赖组织抵抗失败，逃至外蒙向俄国求助。1910年，当清廷以革新之势整顿西藏事务并派军入藏时，他则逃至印度，投奔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连荣赫鹏都惊叹：“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于此者？”(汉译)
正是十三世达赖的第二次外逃，改写了数百年来西藏上层社会服从中央政府的政治轨迹，“藏独”问题延续至今。
对十三世达赖和他的后世而言，摇摆于大国之间，也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得已”之处。他们可以无视布达拉宫内供奉了三百年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可以不顾现代社会越来越明确的主权原则，但不得不正视自身的实力。
在保守的政教合一统治和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下，极少数人的消费和消遣可以向西方看齐，绝大多数人却还在进行着原始的农耕与游牧。这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数百年里仅仅维持一百万左右的人口数。
旧西藏的晚期，曾出现过一些改革图强的火花，但都在刚冒头时被扑灭。如从1913年开始，吃过多次败仗的十三世达赖推出扩军强兵计划，增税等措施威胁到了寺院集团的财源利益，他们也不愿看到接受较多现代新思想的青年军官的崛起。最大的喇嘛——达赖最终自行了断这一改革。
在五世达赖手中完备起来的政教合一制度，十四世达赖后来也表示，它在20世纪已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
然而，达赖自己就是这一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当年15岁的丹增嘉措，更不会想到如何才合乎时宜。据亚东的老人们回忆，达赖的队伍到来时，卫兵们很霸道，不许老百姓围观。当地的牲畜也被驱赶走，草场专供达赖的马帮。
看到亚东的美景，少年达赖私下里还有一种“极度的兴奋感”。
亚东素有“西藏小江南”之誉，其实可能更像巫山、奉节那样的重庆小山城，高山狭谷，山清水秀，恰好川渝菜饭馆也特别多。不过天气更为多变，本刊记者到达的那个晚上，蒙蒙细雨尚未完全收停，抬头一看，竟有满天星星。
上海援藏而来的县委书记纪晓鹏说，亚东是多种气候、环境的融合地，催生了农、牧、林、温泉等特色产业，他准备在这里大干一场，可惜口岸未完全开放。
对1951年的十四世达赖来说，亚东关是畅通无阻的，但他没有翻过去。他在亚东的东噶寺里等待各路回音，结果只有一个达成使命，在他看来这是个“坏消息”：阿沛等人与中央政府谈判成功，于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而印度、美国当时都不愿过多干涉，连英国也拒绝了他。他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英国人与西藏人夙来交好”，“英国人恭而有礼、具有正义感与幽默感”。
他似乎忘了，他所在的这个小城，他一路而过的江孜宗山城堡、乃宁寺，都有着交恶、流血、受辱的印记。
回去还是流亡？达赖的内心和他的众多属下，都分裂成两面。摇摆不定之时，7月16日，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副本及附件，赶赴东噶寺，用行动和诚意打消了他的部分疑虑。5天后，达赖启程返往拉萨。
罗布林卡：妥协与崩溃
达赖和张经武的第二次正式会面，是在罗布林卡。1951年9月28日，张经武带着毛泽东赠送的礼品到罗布林卡，达赖收下并向毛泽东像致敬。
罗布林卡，位于拉萨西郊，是七世达赖后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比起黑暗阴郁的布达拉宫，丹增嘉措更喜欢这个清新亮丽的地方，每年3月从布达拉宫搬到这里时，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罗布林卡是座花园式宫殿，小时候的丹增嘉措游乐其间，曾经因为顽皮，跌入湖中差点淹死。还曾不熟练地开着奥斯汀小车，一头撞到大树上。如今那汪湖水，依旧锦鲤成群。花园里的树木，还是枝繁叶茂。
解放前，罗布林卡尤其是黄墙(内墙)内的宫殿，除了达赖和少数达官贵人，他人一概禁止出入。现在已辟为人民公园，每日游人纷至。
本刊记者来此探访时，邂逅一位叫做顿珠卓玛的藏族阿妈。她还是小女孩时，曾坐在外面的草地上，远远地听达赖在宫内讲经。她已去世的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参加过十四世达赖新宫的修建。从1954年开始建宫，她到这里给父亲送了两年的饭。
新宫名为达旦明久颇章，上下两层楼都装有电灯，浴室中还配有西式浴缸、坐式马桶及洗手池。
藏语“达旦明久”，意为“永恒不变”。1951年，达赖选择回拉萨，关键一点，就是十七条协议里的“不变”条文：“对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对于这一点，当时许多进藏的“解放者”都不能理解，十八军老战士娜喜回忆当初的急躁：“不是叫我们来解放西藏人民吗，怎么领主还是领主，农奴还是农奴？”
回望十七条协议，那无疑是一个罕见而伟大的妥协。当初解放军完全可以直捣黄龙，但要使西藏从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与政教合一体制，一跃而成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历史这列奔驰的列车要拐一个很大很大的弯，如此一来，难免就有脱轨、翻车的可能，更难免手足相残、生灵涂炭的悲剧。
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对西藏这块民族、宗教、地理都十分特殊的领土，第一重要的是主权完整。在这一前提下，共产党人在西藏开始了最早的“一国两制”尝试。
不过，作为一个信奉“穷人翻身做主”的执政党，在承诺维持既有制度的同时，又不得不正视高达总人口95%的普通民众的疾苦。因此，十七条协议在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同时，也提出“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于是，张经武和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人领队进藏后，大部分精力投入了上层统战工作，影响下层群众的工作则保持在小心翼翼的程度。1952年，中共西藏工委“擅自”在拉萨创办一所小学，都引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渐进、协商式的改革，有诸多成功的范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但也有不少自大而保守的统治者，比如满清权贵，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不幸的是，旧西藏的末代统治集团走了后一条道路。从和平解放一开始，中央及进藏工作人员便不断遭受挑衅与对抗。本刊记者在西藏接触的许多当事人，都有着忍受辱骂、被孤立的痛苦回忆。良苦用心的“自行改革”，变成了与虎谋皮。
1956年，事情起了某些变化。全国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邻近西藏几个省份的藏区也相继开始。克制数年的西藏工委遂向中央上报规划，拟把西藏民主改革提上议程。
尽管经过多番宣传和解释，既得利益者依然疑惧。1956年7月，最先解放的昌都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以图捍卫固有制度。
9月，中央发出“九四指示”，指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提出“六年不改”方针。不久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不能性急。”接着，西藏工作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都进行大收缩，以示诚意。
在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看来，当时的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认识比内地更为接近客观真理。他难以解释缘由。或许是离得越远，看得越清。
民主改革延缓了，但六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怎么办？政教合一和封建农奴制捍卫者被刺激起来的心理并未消除，达赖也再度动摇。
1956年11月，在达赖应邀去印度参加佛陀诞生2500周年法事活动前夕，毛泽东认为“让他去好”，但“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
在出访的周恩来三度面劝下，第二年初，达赖从印度回来。然而，随后的局面，已无法再用原来的办法处理。
这时美国已经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中央情报局在藏人中大肆招募特工，并由达赖的两个哥哥具体组织。很快，叛乱组织“四水六岗”成立，并于1957年7月到罗布林卡借敬献金宝座之机，向达赖呈上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
在达赖的默许、纵容与噶厦的支持、策划下，西藏武装叛乱由点到面迅速蔓延开来。达赖大姐的司机吴多吉还记得，1958年下半年，部分叛乱者窜入拉萨，达赖家人公馆即收留了30多人。
1959年3月10日，数千名叛乱分子聚集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安全、不让他去西藏军区看戏为借口，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可以想象，昌都战役之后，这又是一次多么不堪一击的对抗。三次复信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表示要设法平息事态的达赖，于3月17日深夜遁出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逃到印度，开始他的流亡生涯。逃亡沿途，有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特工保护。
其时看着他渡河的解放军，在毛泽东此前的指令下，未予阻截。3月20日起，驻藏部队奉命正式平叛，因十七条协议已被撕毁，民主改革随即一并展开。延续多年的“喇嘛王国”，在顽固拒绝改变、冒险一搏后，终于轰然坍塌。
尾声·龙王潭
带着旧西藏色彩的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如今都是拉萨大名鼎鼎的景点，充满了外来的观光客。本刊记者看到当地游人最多的，是不那么知名的龙王潭公园。
龙王潭在布达拉宫的背后，最初是五世达赖时因修建布达拉宫挖土而成。像内地城市的中心公园一样，它并无多少特色，有一潭不太深的潭水，一些或新或旧的楼台亭阁，许多花草树木和一些游乐健身设施。普通的地方，普通的人，到处都是欢笑声和惬意的面孔。
不用问，他们大多是农奴的后代。在旧西藏，总人口的95%以上都是农奴。这种简单快乐的生活，不知是否当年农奴——“会说话的牲畜”所向往的来世。
在江孜的帕拉庄园，堂皇的厅室内现在还展示着贵族庄主用过的劳力士表、洋酒等西式奢侈品。而其对面的奴隶院，平均六七平方米大、两米来高一间的屋子，空空如也，当年要挤上整家人。
曾有人为政教合一下的封建庄园制辩护，并举例证明领主管辖下的农奴生活不算残酷——他们甚至“一天能喝上两次酒”。可是，残酷程度并非最本质的问题。新旧制度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底层的民众是否有保障自己权利、选择自己命运的可能，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否有基本的平等。当年农奴唯一的奢望，是碰到一个善心的领主。而领主的恩赐，高兴时可以给予，不高兴时就可以收回。
一路在西藏走过，可以说，在那些当年的政治喇嘛及其盟友贵族身上，在人类进入20世纪后，基本看不到有任何超越他们自身利益，代表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社会关怀。
人类进步和历史演进的整体路径，在于创造、跟随、再创造先进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不去主动拥抱之，便只能等着它们破门而入。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后来的民主改革虽自内地传来，但因顺乎民心，很快就席卷西藏大地。当百万农奴发现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便无情地抛弃此前被刻意营造的“香巴拉”幻梦，终于告别了中世纪。
时下为5月，龙王潭里，人们随意地徜徉其中；布达拉宫外，信徒们顺着城墙在转经。加入哪一行列，没有人发出强迫的号令。□(除采访外，本文主要史实参考《解放西藏史》《西藏通史》《喇嘛王国的覆灭》《现代西藏的诞生》《西藏大事记》、有关达赖传记、国务院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办有关西藏的几个白皮书等。严书翰先生、胡岩先生、童晔先生、靳薇女士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