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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的第三型“药方”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这一全新的人口理念是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快速转型期下的必然选择。然而，蹒跚起步的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绝非坦途
本刊记者/陈薇
“给孩子报名？满了！”今年夏天，北京、广东、江苏等地的家长在为孩子报名上幼儿园时，常常听到这句话。自带小凳彻夜排队、园方公开摇号以及屡屡刷新的赞助费金额，各地媒体的生动记录指向同一个事实：三年前扎堆出生的“金猪宝宝”，其拥挤效应开始显现。
“北京平常一年生8万人左右，那一年(2007年)生了15万人，”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这种人口的剧烈波动也是一种失衡的状况”。
失衡与均衡，在2010年成为人口学界的热门词汇。今年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提出，要认真深入审视当前人口问题，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人口均衡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三型”社会目标。
被加速的人口转型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2世纪初的北宋即超过1亿，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清朝又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达到5.4亿。
增量虽巨，增速却缓慢，究其原因，在于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抵消。根据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阐释的、目前公认最为完整系统的人口转变理论，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依然处于“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起始阶段。
此时，欧洲早已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变。工业革命后，因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欧洲人口进入“高低高”(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与高人口增长率)发展模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口出生率也逐步下降，到上世纪3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最终进入“低低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新中国人口转变很快显出了苗头。在1949年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与“一五”建设时期，由于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我国即实现了“高低高”的人口发展态势。
此时，人口学家马寅初发现，带给家乡小孩子的糖果越来越不够分了。人口迅猛增长，增长率(通常指一年内人口增长数量与人口总数之比)从1949年的16‰上升到1965年的28‰，最多的1963年净增2270万人——接近于当年台湾人口数的两倍之多。
当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少生了4亿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2007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
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从“高低高”向“低低低”的人口转变开创了捷径。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由政府运用一定程度的力量强迫促成的，即计划生育，因此中国的人口转变具有其他国家不具有的迅速性与突然性”，葛剑雄等著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中如此描述，“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在短短几年内便完成了欧洲国家几十年才完成的转变”。
虽然不是性别比失衡与老龄化的“罪魁祸首”，但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被普遍认为加速了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进程。在多数执行一胎半政策(指头胎为女孩，可间隔一定年限生育二胎)的农村地区，私自鉴定二胎性别、若为女孩则引产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二胎的出生性别比严重畸形，从而影响到全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偏高且持续攀升，200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18～120左右的高水平上，2008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甚至高达120.6，远远高于105(±2)的正常值。
而计划生育强力干预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迅速扩大，在社会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未富先老”，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今后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将加快。
进入21世纪，人口迁移流动规模愈加庞大。《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和举家流动的趋势明显，“二线”城市和城镇人口流动活跃，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而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人口问题已经从过去‘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断言。当下，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并相互交织，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与30年前相比，仅仅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已不能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一个佐证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3年正式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弱化微观操作职能，加强对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等宏观协调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