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成本10年将增400亿

引人关注的是，重庆的方案，并没提及，如果转户进城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生存，能否再退回农村？而要使这些农民工在城市稳定下来，一个基本条件，是城市能否满足这个群体的就业需求。

黄奇帆非常乐观地表示，重庆今年的工业产值将过万亿，未来将以20%-3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工业总产值将达到4万亿。” 净增的3万亿元工业销售值至少会增加500万 600万个就业岗位，而有五六百万工业人群就有五六百万服务人群，也就是说重庆今后会增加100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

“今后10年每年进城落户的几十万农民工，是有工作干的。”黄奇帆说。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改革的成本。

据重庆市政府测算，重庆首批300多万农民工进城，总成本是1200亿。政府如何承担这笔费用？

黄奇帆对此表示，首批转户农民以新生代为主，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他们成为城市户籍人口后，政府统筹部分的养老费不是马上发生，医疗也同样如此。

在住房方面，重庆建有公租房，也面向农民工，这个成本主要由政府投融资集团完成。“政府的实际花费是100亿。”黄奇帆强调，因此，在整个改革中，“政府是主导，最大的载体是企业”。

据测算，农民工转户后，按照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标准，企业必须相应提高缴费标准，由过去的12%提高到20%。这样1000万农民工，重庆全市企业10年要多支出400亿社保费用，15年则多支出600亿。

重庆市政府要求全市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必须要做好这方面的对接。

以低劳动力成本著称的重庆，会不会由于户籍改革提高了用工成本，而丧失部分竞争力？黄奇帆称，“全社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应该做的事，它涉及公平和正义，同时，这些农民工创造的财富，要远超过这个成本。”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