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许多大城市面临人口膨胀难题，不断增加的外来人口使得土地、水源、环境、交通等资源不堪重负。为此，有人提出，应通过政策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以下简称“国研中心社会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却认为，发达地区更有条件吸纳外来人口安家落户，以实现人口分布与经济集聚在空间上的协调。

近日，课题组组长、国研中心社会部副部长贡森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中国青年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由于聚集优质社会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使这些城市土地、环境、水资源难以承受。为什么你们却认为，大城市应该对外来人口更加开放？

贡森：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集聚会越多，这是人口分布的基本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增加了，自然带来劳动力的集聚，区域消费水平也提高了，进而吸引更多的产业和人口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的贡献，但许多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却是矛盾的，需要他们劳动，却不希望他们分享发展成果。说白了，就是只要“人手”，不要“人口”。

实际上，经济发达地区现在的发展水平是与中央的倾斜政策分不开的；按照主体功能区划，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等经济发达地区，未来可能在土地、信贷、投资、财政和环保等方面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这些地区也应该承担更大的义务，帮助外来人口安家落户。

中国青年报：但是人们一般会认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地区对人口的容纳也是有限的。以北京市为例，从现在的人口增长趋势看，未来10年内，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国际上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

贡森：对于自然环境因素的讨论不是孤立的，而必须与一定的技术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状况相结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各种资源的流动性增强，自然资源的刚性约束被削弱了，耕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不再成为人口集聚的主要障碍，人口集聚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目前，我国人口正在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区域流动，人口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这表明，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是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如果将水资源等自然要素的影响绝对化，多数东部发达地区水资源都超载了，人口都要外迁。显然，这与全国人口“孔雀东南飞”的普遍选择是不相符的。

实际上，按照国际上通用的综合性可持续指标来测量，我国发达地区的综合资源的人口承载力还有较大富余。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发达地区都以资源环境已经超载、社会环境变差作为托辞，不愿意吸纳外来人口。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又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这是地方政府难以控制的。过去几个月，沿海地区普遍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青年报：现实情况是，许多大城市由于人口增多带来许多问题，如交通拥挤、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

贡森：不能将城市扩张中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人口增多，事实上许多问题是城市规划不科学，或公共服务不到位造成的。比如我国一些特大城市采取的“摊大饼”式的发展，服务机构、行政单位都集中在城市中心，而人们居住得越来越远，造成上班向心式地涨潮，下班离心式地退潮。而美国洛杉矶等组团式发展的城市，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拥挤的问题。我国应该借鉴这种“多中心、组团式”的发展策略，不搞集中式中心区，每个组团都有办公、购物、休闲和居住中心，各个组团互相独立存在，这样，整个城市交通也就顺畅了。

广东的东莞是一座向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城市，也是一座城乡一体的组团式城市。市直接管辖镇（街），中间不设县或县级区。组团式的城市空间构架构成了东莞的城市特色，既突出市中心区，又充分考虑各镇（街）的全面均衡推进。理性地讲，东莞这种组团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可能是今后中国城市规划部门应该借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