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社会泛物质观的一个缩影

在一些男性看来，许多女孩子之所以成为“剩女”是因为她们太挑剔了。“她们希望男方拥有自己的房子、车子，这样才愿意嫁。”在观察家们看来，“剩女”现象也算得上是中国的“发展病”之一。

“剩女”问题困扰中国都市女性，又岂止今日？钱钟书在《围城》里，不就有过一段精妙道白吗？“中国的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绝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所以大学毕业生只能娶中学女生，留学生才能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当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应该说，这是在中国女性意识发蒙时期，知识女性个体觉醒与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碰撞之后产生的尴尬境遇。

虽然在一些男人看来，正是这些知识女性高学历、高智商、高能力、高素质、高收入，长相也无可挑剔，才导致其眼光高、太挑剔，逐渐“沦为”剩女一族。然而笔者看来，“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的传统婚姻观，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压力”氛围，才令适婚男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因过分“实际”而“走火入魔”。

当然，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男女择偶的“挑剔”也是为了下一代的“质量”。然而，婚姻说到底，并非“生殖冲动”，归根结底还是爱情的归宿。原本单纯的爱情，正是加载了诸如金钱、房子、车子等“筹码”而变得不那么纯洁了。试想，正值“恋爱时光”的男男女女，一门心思专注于“筹码”的多寡，岂能不与爱情屡屡擦肩而过？

“剩女”并非自己把自己耽误了，这与社会上依旧“潜伏”着的“门当户对”等旧观念有关，更与错把爱情“筹码”当作了婚姻幸福与否的“标尺”不无关系。看看你我周边，或许会发现由此衍生出的一种虚荣世态。有时候，婚姻甚至成了“攀比”的参照物，成为体现个人成功的一种标志。

由此看来，“剩女”问题不能仅从女性身上找答案，它折射出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失衡状态。婚姻问题上的泛物质观，又岂止“孵化”出“剩女一族”？毫不夸张地说，这恰恰是社会泛物质观的一个缩影。(杨海东 新华日报）

热论“剩女”现象：是社会之病，还是社会进步？

最近，媒体关于“剩女”讨论之热几乎烫手，有的称中国“剩女”大批量出现，北京“剩女”已达50万(还有称80万的)，有的说中国“剩女”现象已经有国际影响(比如韩国《先驱经济》就有报道)，有的热衷寻找剩女的成因，有的则忙于给“剩女们”寻找出路，更有媒体探讨“剩女”现象究竟是社会之病，还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一时间坊间网上声浪滔滔，几乎要把那些不思改变现状的“剩女”和她们的父母淹没。但没有人检视“剩”之概念的预设前提是否成立。“剩女”一词隐含逻辑就是“女大当嫁”，不婚不嫁，即为非常态；超过了“适婚”年龄，就是被拣“剩”下来的“败犬”。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对女人尤其如此。但进入20世纪后，这一传统习俗开始打破了，坚冰迸裂之后，晚婚者有之，不婚者亦能在裂隙下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当这种变化不再以个体而是以群体性出现时，非常态就可能成为常态。社会公认的“适婚”年龄，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我国相关的统计数字显示，男女的初婚年龄都呈提高之势，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十几岁结婚是爷爷奶奶的年代，二十几岁结婚是爸爸妈妈的年代，而我们现在的这群年轻人，三十几岁结婚马上就要变成趋势了。”

男女初婚年龄的延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欧美，男女初婚年龄一般分别为30岁、28岁。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文化差异所致，西方人同居不婚的多，因而拉高了初婚的平均年龄。那么和我们同样重视婚姻和家庭的日本，男女初婚年龄均已超过30岁，韩国男性初婚年龄也超过30岁，女性初婚年龄则提高到28岁。世界各国初婚年龄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今社会人们接受教育的时间普遍延长，不然不足以适应不断提升的职业要求。另一方面，竞争压力加剧，城市生活成本(比如住房成本)高企，更多的年轻人先立业再成家。总之，“适婚”年龄的边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尺度。未来，这个尺度应该是极富弹性的。20已婚、30不婚，都应视为正常，何时恋爱、何时结婚，应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心理预期和人生设计自由决定，而不应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固定的年龄段。

但在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男女受教育年限都在增长，而教育对消解社会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的竞争力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女性读了本科读硕士，读了硕士还可能读博士，二十八九岁出校门，因此延迟结婚，如在发达国家，是不会被冠以“剩女”一名的，就是上述韩国的报道，对这一趋势的评价也是正面。另一方面，国人对“适婚年龄”的认知却依然固守传统的尺度，因而把具有高学历的未婚女性都划到“剩”的一堆，这是文化观念的变迁滞后于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

另一个反差表现在对男女适婚年龄认定的不对称。很多人不理解，在我国，由于出生性别比持续失调，男多女少成为一个严酷的现实。据人口学家的权威数据，1980-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3331万。明明社会现实是“男剩”，却要拿“剩女”说事。关键是社会存在对女性不利不公的婚配规则。一项网上调查显示：中国网民心目中男性最理想的结婚年龄为30岁以后，而女性的结婚机会从25岁起逐年递减。超过 90%的女性认为，30岁左右的男士是最理想的结婚对象。现实也是如此，超过35岁而不婚的男性还被称为“钻石王老五”(处于弱势地位的大龄未婚男另当别论)，而超过28岁却未婚的女性，就被贬值为“舱底”。男性择偶在年龄上可上可下，甚至可以与女方悬殊几十岁，可谓“海阔天空”，相比之下，女性的选择余地却很狭窄，正如该项报告所称，年龄对她们更为残酷。固然，这种两性不等式和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有一定关系，但还有相当多的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因素掺杂其中，比如，相当一部分男性以找到比自己年轻的妻子为成功标志，甚至有一些男性越老越以“往小里找”为荣。但当今职业女性有了自己的专业和事业，在经济上、精神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把婚姻当做一张长期饭票、当成女人的必然归宿，她们不仅有了宁愿“剩着”也不放弃对理想爱情和婚姻的坚持，也有了坚持的资本。如此，所谓的“剩女”现象就出现了。

如果没有这种僵化的“嫁当其时”的限定，何来剩女？既为“剩女”，则无论她们多么优秀，都被一个“剩”字涂抹成“几多无奈几多愁”的可怜人。媒体创造新概念、制作新的社会标签是一件很能获得轰动效应的事，但是有没有想过，使用“剩女”这个标签，很可能造成对某一群体的精神暴力？网上有评论说，“每一个剩女背后都有一个变态的老妈”。究竟谁让老妈变态？谁让她焦虑不安？如今，被“剩”的恐慌，不仅仅影响到未婚女性，而且波及她们的父母。看一看那些代儿女不断参加相亲大会的父母们，就知道媒体这一次“兴风作浪”，能量已大到影响了两代人。一个女研究生对我说，“ 即使我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外界对‘剩女’的嘲笑和排斥，但我还有‘孝道’的压力，我实在不忍心看到父母还要为我书读多了嫁不出去而担忧。作为女生，书还是要读的，不读就不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婚姻呢？我时常想，为了父母是不是要和生活达成某种妥协？”曾经，“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样一个命题，制造了全国性的家长的普遍焦虑，引发了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社会问题。“剩女”之说是不是又在制造新的社会恐慌？

“剩女 ”，作为个人的一种选择，不管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自愿——享受单身的自由，都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对他人和社会构成任何威胁。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给予个体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度，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宽容。“剩女”的概念不仅是人们观念仍然滞后的产物，也是社会对多种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不够宽容、不够尊重的结果。

我不否认，现在的青年男女存在择偶和婚配的困难(比如男女交往面狭窄，选择机会少，男女婚姻期望错位等)，都是社会应该关心的问题。但如李银河所说，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婚姻生态失范的产物，我们可以研究解决的方法，但不应该让一部分人在被“剩”的标签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状况下寻找另一半，人只有在得到尊重的情况下，在宽松、自由且自然的外部环境中，才能作出最符合个人意愿的选择。但愿今后不再有“剩女”一说，当然也不要有“剩男”的说法。金一虹(社会学家） 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