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心理并不情愿，但面对他们不能承受的超生罚款，这些超生父母还是接受了女婴被计生办抱走而免于罚款的事实。被抱走的女婴被送到福利院，她们的出生信息被弄乱，取名为“古城某”，被当成弃婴，然后等待那些国外家庭出“抚养费”来领养，计生办、福利院从中牟取暴利。

2003年至2005年间，贵州镇远县每年至少有100多个超生婴儿被强行抱到该县福利院， 2005年后仍有超生婴儿被强行抱到该县福利院，不过人数相对少了很多。

“消失”的超生女婴，展现的是人伦、贫穷、传统观念与利益之间触目惊心的事实。

本报记者 黎广发自贵州镇远

李泽吉今年32岁，假如算上至今仍下落不明的那个女儿，他是5个孩子的父亲，但是现在叫他爸爸的人，却只有4个。

失去的女儿没有名字，没有出生证明，在李泽吉的脑海里，甚至没有模样。但是她却拥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于是，李泽吉只能叫她“老三”。

老三被抱走的时候只有36天大，李泽吉夫妇当时为了躲避计生处罚，早已双双去了浙江打工，在外出打工的两年时间里，又生下了两个孩子。

老三的意义，就成了抵计划生育的四万罚款。

孩子究竟在哪里？现在叫什么名字？是生还是死？几年以来，李泽吉一直在这么问自己。

和李泽吉有着相同命运的父母，在镇远县还有300多户。他们都是因为无法交纳超生罚款，而被迫默许将孩子送往福利院。而在福利院进行统一“改造”后，这些孩子以3000美金的价格被卖到国外。

思念还是时常地发生，但对于已经失去了的女儿，大多数人都像李泽吉一样，“女儿不是最重要的。”

女儿的生命，就是一笔罚款

“我不敢回来，当时计生的人在我们村里很厉害，砸房子抢耕牛抱电视的事经常发生，就是为了罚计划生育的款，所以他们把孩子抱走，就表示说我的罚款不用交了。”

失去老三以后，李泽吉开始频繁地做梦，老三在梦里不断地呼喊爸爸，但是梦中的老三没有模样。李泽吉没有被噩梦惊醒，也没有泪流满面。

2004年农历3月18日，李泽吉的妻子杨银燕在镇远县焦溪镇田溪村烂桥组顺利地生下一个女婴。依照当地习俗，给小孩起名字，通常都需要等到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我好后悔没有早早地起好名字，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叫她。”李泽吉说。

“老三”作为一个女孩是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李泽吉来说却是准备再生一个孩子的开始。但由于害怕当地计生部门的4万元罚款，李泽吉夫妇不得不在孩子满月之前远走他乡，临走之前，李泽吉将孩子送到了他堂哥李代武家寄养，堂哥跟他说，没生出男孩，就别回来。

原本以为这是个万全之策，但李泽吉没有想到的是，计生办的人，还是在当年农历4月24日的时候，将孩子从李代武家抱走了。

尽管失去了一个孩子，但李泽吉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2年以后了。“我不敢回来，当时计生办的人在我们村里很厉害，砸房子抢耕牛抱电视的事经常发生。他们把孩子抱走，就表示说我的罚款不用交了。”李泽吉坐在自己的祖屋门前，望着在晒谷坪里打闹孩子，毫无表情地说。

但他在2006年回乡的时候，仍然满怀喜悦。因为他有了一个儿子。

在整个田溪村，除了李泽吉家外，还有陆显德的孩子也被同样的方式抱走。陆显德的妻子杨水英无法忘记自己的孩子被抱走的全部过程。

从杨水英家抱走的小孩生于2003年农历12月27，在家的排行是“老五”。其实在杨水英家，第四个娃已经是男孩了，“老五”是一个意外。回忆起 “老五”被抱走的那一天，杨水英至今很懊悔。“我家男人去赶集了，要不会拿锄头跟他们拼命。”

回忆起2004年农历4月15那一天，也就是“老五”被抱走的那一天，杨水英至今很懊悔。“我没想到会那么突然。”

那天中午12点左右，焦溪镇计划生育股股长石光应来到杨水英家。“他说我交不起罚款，就要把孩子抱走。”杨水英说。

“这个孩子我硬要，要罚款，我交钱。”

“你这么穷怎么交钱，谁叫你不把小孩引掉。”石光应说。

杨水英没有任何理由反驳石光应。只能找来一床好点的小被子，给“老五”裹上。但她在孩子被抱出门后，就开始去追石光应。“石光应走的是后山一条很少人走的隐蔽小路，可以通到另一个叫路溪村的腊水坳，他们的车就在腊水坳等着的。”杨水英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自己跑着跑着也跑不动了，孩子也不敢抢。

当天下午3点左右，杨水英和石光应抱着“老五”到了镇上。杨水英说，这是她第一次到镇上，“我不识字，到镇上害怕回不来，上百里地，到处都有分岔，我记不得回家的路。”她说那个时候，镇上有车在等石光应，没有办任何手续，石光应就带着孩子离开了。临走的时候，石光应对杨水英说“不用担心，娃娃养大了以后，福利院会送出国去。”

说罢，杨水英低下头去，“后来我一直失眠，能睡着的时候，就一直梦到她，我好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