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成为了利益载体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户籍政策构筑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

两种户口成为差别化分配各种利益的最直接标签。

非农业户口在各项待遇上明显优于农业户口。在改革前近30年的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享受到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这些保障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至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

然而，占人口80%、只能提供积累不能分享工业化收益的农民一直与这种制度无缘，土地成为他们唯一的保障。

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在整个社会，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分野非常分明。

户口制度的辐射力量是惊人的。人们很快发现，其背后逐渐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去掉“农”字标签，获得与城市公民平等的社会身份，成为几代农民百折不挠、掺杂无数辛酸血泪的奋斗史。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转非”控制指标有所调整，一些地方开始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并以燎原之势蔓延至全国。

户口交易，成为30年户籍改革变迁中的独特现象。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元，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这个数字，充分表明了户口负载的各种利益分配的真实含金量。

农民工潮：绕不过去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产品短缺问题，同时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需要劳动力的流动，政府才开始放松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1984年，户籍坚冰出现首道裂缝：是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随后，商品粮分配制度实现改革，农民进入城市少了“自带口粮”障碍，事实上形成了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打工热潮。这一人口迁移的趋势有着客观现实的推动：长期以来农村人多地少和农业收益低的状况使得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达到三分之二左右，这些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大部分人向大、中城市转移。

农民流动的事实，一度推动了1993年开始的户口制度思想的重大改变，当时政府在政策讨论中曾经提出过不再进行身份限制。1994年公安部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草稿基本精神就是改变管理原则，按照职业和居住地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

然而，1994年以后的宏观环境变化阻挡了这一改革的进程。本来已经起草户籍制度改革的文件暂时搁置，这一搁置就到了2002年，期间户籍政策一直未有实质性松动。

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尽管城市发展市场经济的相当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农民工潮是绕不过去的中国特色，这一数字到现在达到了2亿，占到总人口的15%，然而这一流动是以无数外来务工人员“两栖身份”的委曲求全为代价的。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可以“立业”，但无法“安家”,城市不给他们“户口”，意味着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双重标准，使得农民工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户籍政策成为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载体。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在《中国农民工调查》中指出：“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正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理性地看，这一绝对不能称之为公平的制度，客观上帮助中国以低成本换取了农村劳动者的全部剩余，用不到30年的时间高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同时也使城市、农村置身于一种相对固定、平稳的社会环境之中。

然而负面效应同样明显，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大不公。胡星斗教授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至今，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改革。

“市场经济制度天然要求迁徙自由，中国的户籍制度还是在通过人口登记区分不同的权利：你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是在这个城市还是在那个城市，由此就享有不同的权利。我们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口管理制度。”

他提出，要改变这种人口制度，在进行“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大户籍制度”改革，即户口登记改革与教育、医疗等“附加功能”的改革应当同时并进，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户籍改革还只是刚刚起步。虽说“狭义”的户籍改革在2002以后一些省市就有了实质性举动，但中央层面上的制度推进尚不明晰；而广义上的“大户籍制度”改革，从“十七大”以来已然成为政府最重要、也最艰巨的命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