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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从时间光谱与发展周期来看，已有15年合作历史的上海合作组织，即将进入战略互赢的新周期，并向综合性区域公共产品的发展目标迈进。
作为中国年度多边外交的重头戏之一，李克强总理于当地时间3日中午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和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公报，批准了《2017－2021年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上海合作组织科技伙伴计划》和《关于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专门账户）下一步工作》等涵盖贸易、投资、金融、海关、农业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和决议。
本次会议的成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与会领导人在公报中的共识，例如上合组织领导人积极肯定一年来上合组织发展合作所取得一系列进展，将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增强本组织的内在活力，以及为本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等等。二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具体合作细目上的成果清单，即前述涵盖贸易、投资、金融、海关、农业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和决议。所谓纲举目张，在战略合作框架确定之后，摆在各成员国有关责任部门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落实首脑们达成的一系列协议。
作为上合组织中最具行动能力的核心成员，中国总理李克强代表中国，站在区域合作与持续发展及地区稳定的角度，特别就上合组织今后的发展合作提出六点建议，包括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打造融合发展格局，提升产能合作水平，挖掘创新合作机遇，完善区域融资机制，夯实人文交流基础等。可以说，这六点建议是逻辑非常严谨并具有很强执行价值的体系性建议。首先，必须巩固并升级区域集体安全观，以防外力干扰本地区的政治稳定，这是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性条件；在此基础上，加强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协调对接才有现实可能性。事实已经证明，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规划，本身就是包含战略互赢因子的区域战略，且目前正在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如果能够适时启动上合组织自贸区建设，将极大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大幅节约区域交易成本，通过5至10年的努力将有可能形成中亚经济的崛起之弧，为打通欧亚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极为难得的合作样本。另一方面，中国已通过或即将通过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投融资平台，为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实施区域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而这些区域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或合作平台，将是上合组织国家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内获取官方融资的最重要来源。而致力于合作共赢的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已经将中哈产能合作推进到项目的早期收获阶段；诸如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电站、在吉尔吉斯斯坦承建的炼油厂、在塔吉克斯坦承建的水泥厂等项目运营以及建设中的中乌工业园区，等等。中国以自己的发展经验和体系化的服务于供给能力，升级周边伙伴工业化能力的前瞻性之举。
笔者认同中国在中亚的战略互赢行动是希望将该地区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区的说法。的确，中亚的战略位置与合作的指标意义重大。但是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因素，中亚地区尽管贵为欧亚心脏地带，但经济长期较为落后，且不时被卷入大国争夺区域主导权的博弈之中。欣慰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中亚各国的积极响应。上合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均已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完全能够紧贴中亚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
目前，欧美工业化国家普遍陷入经济低迷期，全球政治格局、安全体系和经济秩序等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承载着区域安全与稳定重任，同时日益肩负着协调发展重任的上合组织，完全应当也可以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加大集体行动能力建设，进而推动区域乃至全球性沟通与协调机制的稳步搭建，打造适应时代发展的区域政治经济担保体系。
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和全球增量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中国既需要稳步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力，也应当在“以邻为壑”经济政策仍不时泛滥的背景下，充分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气质。中国完全可以结合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深化双边与多边合作，带动新一轮的产业与技术的大规模匹配性转移，显著提升南南合作的层次与边界，进而帮助缩短南北发展鸿沟。假如中亚在中国的帮助下，最终发展成为在区域乃至全球政经版图中较具实力的新兴力量，则不仅将显著提升上合组织的集体行动能力，还能与中国形成经济互补的战略伙伴。显然，这个图景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