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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中国网时事评论员
10月8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公布了网约车地方细则征求意见稿，京沪深三地均拟对网约车增加轴距要求，京沪二地拟规定网约车司机具有本地户籍，深圳拟要求司机具有本地户籍或持有居住证，广州拟规定驾驶员具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还得是一年内的新车。四地细则显示，“对网约车管理趋严”似乎成为共识。（10月9日青年时报）
在属地管理的紧箍咒下，地方版网约车新规终于快要“最后一只靴子”落地了。北上广深四城选择在节后同时“发力”，其示范效应和推进之心，大致可见一斑。不过，就如同此前“兰州版新政”一样，四地细则的征求意见稿刚落地就一石千浪，不少舆论皆对地方新政异常严苛的“婆婆嘴脸”倍感困惑；而被誉为世界首部网约车合法化新规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似乎也在属地管理的游戏规则中，沦为利益博弈与权力倾轧的炮灰。
机智的网友调侃如下：以后相亲的时候，女方得发问男方，“你平时有空出去开开网约车吗”？因为有了属地新规，这个问题简直成了信息量极大的时代命题：它等于直接问对方——是否有车，是否有1.8T排量以上的车，此车的轴距是否2650毫米以上，是否有本地号牌私车，是否有本地户籍……于是，问题就来了：比如有豪车，有京沪牌照和京沪户籍的，满足这些繁杂的充要条件后，他们还会愿意风雨无阻地开网约车？现实是残酷的，“以上海为例，据滴滴平台统计，目前从事网约车的车辆符合新轴距要求的，不足1／5；如上海已激活的41万余司机中，仅有不到1万名司机具有上海本地户籍”。也就是说，在上海，只有20%的车辆符合轴距要求，只有2.5%的司机符合户籍要求。门槛高、要求严，指着网约车合法化过日子的共享经济，恐怕在类似属地新政下，离温饱将会越来越遥远；而打车难、打车贵等城市顽疾，在后续管理下，势必卷土重现。
在网约车地方新政里，公众看到的无非是两点：一是加大网约车的运营成本，二是抬高网约车的准入门槛。
这势必带来三个现实问题：第一，网约车这种“互联网+”的经济样本，只能成文孤芳独赏的样板间。滴滴官方今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3亿注册用户，约1500万注册司机，日完成订单突破1400万单。如果地方新政坚持北上广深的价值取向，那么，数百万就业岗位、数百亿交易额度，都将会在行政管制中成为泡影——最要命的是，这部分机会成本，未必能在替代性产业中找到出口。第二，悖逆城市绿色转型的大势所趋。新政一旦上演挤出效应，有数据称，“粗略估算，乘客等待时长将从目前平均5分钟延长到15分钟以上，同时因为供不应求，可能会再现司机挑乘客的情况。”网约车对城市出行效率、环保资源配置等层面的积极意义，也将化为乌有。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传统出租车改革迟迟不能掀起盖头的当下，这样的新政，如何激活其壮士断腕、融入市场的勇气？第三，或会悖逆民生与民意。正如交通部副部长刘小明所说：“这次改革我们根本的目的是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方便不方便，这是我们评价的标准。”若北上广深是“先遣信号”，各地新规皆照葫芦画瓢，网约车有没有生路不说，群众是个怎样的反应呢？
网约车新政，不能到了地方，就成了一场空欢喜。当顶层设计为网约车打开一扇窗的时候，怕就怕天高皇帝远的属地管理，紧接着就关起了最后一道门。好在，这些政策尚在“征求意见”中，但愿和棺定论的地方新政，能稍稍温柔几分、前瞻几寸，莫对交通部新政“过度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