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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动改革，吹响了改革开放新的进军号。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自成立之日到2016年9月24日的1000天，中央深改组共召开了27次会议，审议了162个文件，破题诸多领域改革难题，出台了多个顶层设计方案，承担起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重任。
众所周知，在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中，“简政放权”已然成为其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作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制度供给侧改革，它包括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方面的内容，因而也可称作政府改革的“堵点”“盲点”“痛点”政治学，或“加法”“减法”“乘法”政治学。
所谓“简政”就是简化政府机构、减缩烦苛管制、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所谓“放权”则是从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角度考察，通过政府职能调整释放出来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与资源，放给基层、放给市场、放给社会，为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制度空间和功能空间，简政放权也就是“用政府减权限权和监管改革，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
做好“减法”，以壮士断腕之决心疏通阻碍创新发展的“堵点”
审批权为核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构成了过去“管制型政府”的基本特征，因此，简政放权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简化行政审批：一方面是取消，砍掉审批事项、砍掉审批中介事项、砍掉繁文缛节、砍掉企业注册登记和办事关卡、砍掉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收费。
国务院连续三年对审批事项以及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的政策文件进行清理，截至目前，已经取消或下放原有行政审批事项的1/3，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分别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例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取消了一批职业资格认证事项、放宽了职业准入门槛。
另一方面是调整，“权力要‘瘦身’，职能要‘健身’”，“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对于保留的审批事项明确“亮出权力家底”，公开了权责清单、收费目录清单等，探索使用准入负面清单，简化规范程序环节，明确办事时限，将一些前置性审批改为后置性审批。
当然做好减法，还需要配套措施：第一，强化顶层设计，注意上下左右改革之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解决“不同步”、“温差大”的情况。
例如放权牵扯到的是利益的博弈和较量，这就需要针对审批改革需要拿出可行性、可操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指南以及量化指标;针对“避重就轻”、“挑肥拣瘦”、放权玩数字游戏、自行设置行政权力、将取消的审批移交“红顶中介”等问题也需要未雨绸缪，做好相应的监督和评估措施，以免再生出新的“乱动的手”，从而陷入这边减、那边增的怪圈。
第二，“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这就需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提升“放管服改革”的含金量，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就需要聆听企业和群众的呼声和感受，让“民之所望”为简政放权找到民生坐标。
第三，确保下放给市场、给社会、给基层的权力事项，企业、社会组织和基层单位能够有条件、有人才、有资源、有制度、有设备，从而接得住、管的好、不缺位。
做好“加法”，以为国利民之使命填补有效监管服务的“盲点”
简政放权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怠政懒政，而是在“简”和“放”的同时，用腾出来的手更好的加强“监管”和“服务”。第一，在前置审批的85%得到精简以及一大批前置性审批转为后置性审批的条件下，就非常有必要强化政府监管体制改革，创新健全备案审查制度，实施公正监管，推进综合监管，实现监管结果和数据运用的协同性，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保证简政放权后的市场活而不乱;当然针对新经济模式要针对其特点和规律探索审慎监管具体方式。
第二，创新和丰富宏观调控工具箱里的工具种类(比如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既保障不同类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又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生产假冒伪劣、危害食品安全等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和主体予以坚决打击，从制度上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第三，80%的全国数据信息资源掌握在不同政府部门手里，但行政壁垒使得部门之间缺乏互联互通，而信息公开机制尚不完备，这就需要通过“互联网+政务”、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建设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等配套建设打破分散化、碎片化的政府信息孤岛，形成政府部门之间数据信息整合共享、互联互通、校验核对的技术平台和运行机制。
第四，强化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强化政策、法律、信息咨询等综合服务。例如创客们发起的小微企业起步期非常脆弱，就需要政府在创客空间、培训指导、创业基金等方面提供更加给力的服务支持。
做好“乘法”，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打通推动干事创业的“痛点”
“国家的繁荣在于人民创造力的发挥，经济的活力来自就业、创业和消费的多样性”，因此，简政放权就好比给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打通了任督二脉”，“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正是通过这个“先棋手”所产生的连锁效益从而为下好“整盘棋”打下基础;通过“放管服”这个“牵牛鼻子”的改革使得生产力、生产要素的活力和创作力得到充分激发，并进一步推动供给侧改革，促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此发挥牵引带动其他领域改革的作用。
自2014年至今，简政放权改革深入推进的两年多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与创造力正不断释放彰显出来，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指标就是新增市场主体正快速增长，近两年来，全国平均每天新增4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每天新增1.2万户，企业活跃度保持在70%左右。当然，简政放权的乘法效应也会与其他领域改革创新相配合并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促进社会的合理流动、扩大教育科研自主权等更多方面的积极效应中得到体现，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
总而言之，伴随着简政放权系列改革“言必行、行必果”及其不断向着新的深度、广度推，对市场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一逻辑正日渐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大对转变政府职能所提出的“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正逐渐照进现实，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盘棋正全面铺开。
(作者：朱峰，河北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团中央“青年之声”专家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