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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婧中国网时事评论员
19日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死”。之后陆续又有数名大学生被骗。23日，山东另一大学生被“骗死”，父母伤心欲绝，住进医院。26日，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当天晚间，徐玉玉被骗案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27日晚，6名嫌疑人全部落网。（8月28日《央视》）
毫无疑问，“徐玉玉案”告破，得益于公安部门“洪荒之力”的重视和努力，更得益于“洪荒之力”的舆论关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舆论的“洪荒之力”，倒逼了公安部门的“洪荒之力”。电信诈骗、电信诈骗导致的家破人亡，徐玉玉并非第一个，为何此事却让舆论和公安同时使出了“洪荒之力”呢？
舆论的角度，很好理解。一是长期以来的电信诈骗沉淀了太多的民愤，正在寻找爆发的时机；二是前一段时间一连串跨国跨境电信诈骗案告破，嫌犯被遣送到中国受审，为舆论进行了加温；三是徐玉玉准大学生的身份、贫困的家境、“巧合”的情节、悲惨的遭遇，使得“徐玉玉案”正好成了引爆舆论的导火索。
回到公安的角度，如果不是舆论的“洪荒之力”，我们真不好预测案件能否如此迅速地告破。在笔者的见证中，发生的若干起电信诈骗报案，都是例行公事地笔录之后等消息，几乎都无后文。“徐玉玉案”后，山东公安要求将电信诈骗一律立为刑事案件侦办，实际上也说明了报案后没有下文的原因，就是没有立为刑事案件侦办，简而言之就是没有足够重视。
公安部门受限于人力、物力等因素，办案有先后、有重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不明白的是，电信诈骗本就属于刑事侦办的领域，为何此前没有一律立为刑事案件侦办呢？难道仅仅是舆论没有使出“洪荒之力”？公安部门办案要重视舆论的关注，但该立为刑事案件侦办的，却非要等到舆论倒逼，请问公安自身的立案标准到哪里去了？
确实，先刑事后民事，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一条基本原则。然而，这一原则仅限于既涉刑事又涉民事的同一案件。群众利益无小事，就公安的工作本身而言，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并没有轻重缓急的本质区别。“徐玉玉案”却暴露出了公安部门在办案时，人为给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划分了轻重、缓急、主次，这是要不得的。
矛盾总是相互转化的。群众遇到的大多数问题，可能都属于民事案件，也正是因为民事案件没有得到公安的足够重视，没有“侦立破”，或者助长部分人走上了刑事犯罪，或者导致了刑事案件的发生。实际上，正因为民事案件跟大多数群众更近，公安对民事案件越重视，越容易获得群众信任，越容易对刑事犯罪形成威慑、形成警民合力。
量变导致质变。尽管不是所有案件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告破，然而电信诈骗，却是在诈骗犯一次次的得手中，助长了更多的犯罪分子到此犯罪害人。如果面对所有的电信诈骗案件，都能像“徐玉玉案”一样，立为刑事案件侦办，并使出“洪荒之力”，就会让更多的人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相信“伸手必被捉”，也就不会演变成如今的诈骗重灾区了。
每每看公安题材的影视，分外感动民警对群众事无巨细的尽心尽力，但对比身边，又便只能悲哀自己不是身在影视剧中的群众；每每看到影视剧中刑警不惜生命与犯罪分子搏斗，冒着生命危险卧底，总痛恨民警没有处理好小事，才酿造了如此多的惊险与牺牲。现在的“徐玉玉案”，虽不能证明这种感觉就是对的，但却也难以反驳这种感觉。
“徐玉玉案”告破，到目前也还只是嫌犯落网而已，希望细节的厘清和后续行动，会带给人们更大的惊喜。但无论是群众，还是公安，“徐玉玉案”的告破最多也只是欣慰而已，更多的应该是反思和检讨，如何坚持“命案必破”而又不让“政绩”受困于此，如何摆脱只能靠舆论倒逼的被动，如何真正自觉将“群众利益无小事”落实。当然，进步的取得，还需要舆论继续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