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男”现象是人口性别比失衡惹的祸

2013年11月25日08:49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字号：T|T

关键词：性别比失衡人口计生委出生性别比 1980年 1983年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但有望进一步使高出生性别比下降，因为生育选择空间的拓宽对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会有一定帮助。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1980年代初以来，在一胎化政策的挤压下，我国逐渐产生了一个非常复杂、影响深远的人口生态平衡的全面失控，至今问题还在恶化。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是出生的男孩与女孩之比应当为102-107：100。1980年之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1980年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出生性别比一路攀升失调，1990年为111，2000年为120。虽然近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出生人口性别比依然在高位徘徊，下降幅度很小，2009年出生性别比为119.45，比2008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2010年119，2012年仍高达117.7。出生性别比的失衡根本上是过于严格、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和过于强烈的偏男生育意愿相互冲突的产物。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姻挤压，引发了严峻的人口生态失衡和社会稳定失序危机。

由于1980年代以来持续、普遍、严峻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导致婚配性别比失衡，迄今产生了几千万的男性光棍。据估算，如果到2020年，出生性别比能从2010年的120下降到107，则从1983年到2020年之间，中国的新生男婴将超过女婴5100万人。而在事实上，1983年到2010年，中国已经出生的男婴比女婴多出了4100万。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我国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30多万。以22-60岁男性人口对应20-58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光棍”的话，那么根据易富贤博士测算，2010年之后中国“光棍”数量快速攀升，2022年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到2041年将超过4000万。根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参与、2012年底发布的《2012-201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的数据，中国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高达206：100。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30-39岁男性中有119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而同年龄段女性中有582万人处于非婚状态。“剩男”问题正持续发酵。

性别比失调产生了四大问题：

其一，女孩平等的出生权利得不到保障。据有关专家计算，1980-2010年中国共出生了29702万男孩、26129万女孩。这样，若按正常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02：100-107：100的取值范围计算，大约有1630-2991万女胎被剥夺了出生权利；按105：100的均值计算，大约有2159万女胎被剥夺了出生权利。《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1980-2009年中国共进行了2.75亿例人流手术，其中女孩被人流比例更高。

其二，高端剩女问题和广义剩男问题叠加，恶化了人口学意义的婚配失调现象，降低了婚内生育率，进一步加剧了超低生育率的问题，危及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剩男”现象很可能诱发大量性犯罪等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危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大面积的草根为主的“男性光棍”这一人道主义灾难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人口是人的集合，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食色性也，说得就是人口的自然属性。这两种基本需求与生俱来，具有某种刚性的力量，如果得不到满足，就可能转化成“负能量”。也就是说，部分“失偶人口”可能沦落为危及社会稳定的“狼性人口”，突出如各种性罪错行为，害人害己。

其四，“光棍”问题是一个全新的社会问题，是一个人道主义灾难。从人口学角度来看，未来有数千万男性可婚人口找不到对象已成定局。在我国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严重失调的大背景下，即使“剩男”自身抱有天大的乐观心态，也无法化解严峻人口形势下择偶难、成家难、养老难的连锁问题。根据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2010年对全国28个省份共计369个行政村的调查，平均每个行政村至少有9个“光棍”，平均年龄达41.4岁。2013年之后，中国每年的适婚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最近有媒体报道，在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一群找不到媳妇的“老大男”。河北沧县某村人口数千，大龄未婚男子据称过百。而农村女青年无论考学还是打工，都愿意留到城市里生活，加剧了小区域的性别比失衡。

系统科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结构决定功能。人口结构、人口关系是否平衡和谐对于人口能量的正负发挥起着关键的作用。遗憾的是，迄今我们将治理人口问题的目光依然聚焦于人口总量过大，担心人口出生失控，因此将“稳定低生育水平”看做是重中之重。不得不指出，这种“以数为本”的人口治理观已经落伍于时代，有悖人口发展规律。应该看到，平衡的人口性别结构、协调的人口年龄结构、和谐的人口社会结构是保障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三大结构性力量。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和严重偏高的问题长期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态安全。究其根源，有三个基本因素影响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水平高低和平衡状况，即：生育选择意愿，生育选择空间，生育选择路径。三者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的重要性也大致可以根据这个排序来认定。虽然重男轻女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但是强制性一胎化政策的确是加剧性别比失衡不可忽视的政策性因素。生育的决策和实现是需要选择空间的，而强制性一胎化政策限制了多数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完整地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背后还有一个“性别市场选择”的技术因素，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一个隐秘难于查实的B超市场干预了出生性别比的自然生态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这一现象说明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因素，狭小生育选择的政策因素和通过B超等技术选择性别的市场因素都没有从根本上和大范围地得到改变和控制。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是一个必然。旨在恢复出生人口性别比自然平衡的“关爱女孩行动”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也下了很多功夫，但治标不治本，所以效果也差强人意。

我们不是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而是没有那把劈开症结的“斧头”。我国需要“四味药”来综合施治：

一是要尽快完善人口生育政策。仅仅从维护人口生态安全的战略需求出发，我国也需要尽早确立性别平等、城乡统一、平衡发展的“自主生育+鼓励两胎”的生育新政，以性别平等来引领生育计划、约束生育行为，通过扩展生育选择空间来释放公民紧张的生育心理、满足基本的生育愿望。易富贤博士将湖北恩施、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甘肃酒泉这4个“两胎试点”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发现：2000年“两胎区”0-4岁人口性别比为112，低于全国的120；2010年为112，低于全国的119。换言之，相对于一胎政策来说，二胎政策能够有效地降低出生性别比，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比失衡问题。

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的唯一手段。“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但有望进一步使高出生性别比下降，因为生育选择空间的拓宽对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会有一定帮助。但实际效果如何有待于今后数据的验证。

二是借鉴国外，严格立法，禁止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现在基层面临的很大挑战是打击“两非”缺乏法律依据，无法可依导致威慑不够、打击不力。

三是重新定位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的责任部门和执行部门。卫生部门比人口计生委更有资格和能力来控制“两非”行为。卫生计生等部门须联手，形成综合治理的格局和合力。

四是提高综合治理的“制度执行力”，特别是权益保障制度、B超管理制度和考核评估制度。多年来，我深入基层调研的一个体会是，各级政府的汇报材料写得不错，制度安排也可圈可点，但制度绩效却始终如雾里看花、不好评判。提高“制度执行力”，真抓实干，才能使好的制度安排摆脱“壁上清挂”的窘境，真正发挥出促进性别平等、优化人口结构的有效作用。例如，政府需要监测出生性别比和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并将其纳入责任部门工作考核评估的范畴，让各级领导对人口问题的关注点转向人口平衡、协调、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和制度促进。（作者：穆光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