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在金融业方面就像奥迪和奥拓，现在奥迪翻车了，在进行大规模维修，但这不代表奥拓的性能比奥迪好。因为，现在我们的奥拓开得不是太快(意指金融业发展速度)，警察(意指监管)也比较多。”日前，《国际金融报》记者受邀独家旁听了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举办的“经济复苏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讲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谈到美国金融改革法通过时表示，“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摆在我们的面前：借鉴或参考奥迪的维修技术。这样，才能让奥拓更好地上路，进而逐步发展成像奥迪这样的大品牌。”

在当天的发言中，巴曙松还就人们关心的CPI等宏观经济数据及楼价调控等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值得借鉴

“存大同，有小异。”这是巴曙松对于这个号称是“自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严厉程度最高”的金融改革法案的评价。而比较的对象则是之前美国相关部门历次在金融改革方面作出的行动。此前，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曾提交过金融改革蓝皮书，美国现任财长盖特纳和总统奥巴马也进行过类似的金融改革。而事实上，美国的改革更引起了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高度关注和思考。

“应该说，除资本层面外，该法案跟中国并非毫无瓜葛，因为这其中涉及到对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理念的判断：从严监管是否有利于金融中心建设。”巴曙松说，全世界金融风险的爆发和传染都与监管套利有关。但如果对金融监管过严，金融机构有可能将业务、资金转移到监管更松、税收更便利的金融中心，而人们的疑问也会由此产生：如果加强金融监管，会不会在金融资源流失的情况下，使得相关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对此，巴曙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香港、纽约等金融中心反思得到的经验是，真正吸引人的金融中心，是一个透明的、游戏框架清晰的、给金融机构以明确预期的金融中心。”

巴曙松在剖析了美国金融改革法案的特点的同时，也强调了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借鉴意义。

“首次，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对总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全美36家‘系统重要性机构’单独制订法规，进行从严监管，并单独制定监管指标。”巴曙松指出，对比国内，这相当于约3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而目前我国大型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都超过了这个规模，按照美国标准，都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际上，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工、农、中、建、交这五大国有银行进行更高基本充足率要求及更高的拨备要求。”

其次，美国金改法案要求对大规模进入金融领域的实业进行监管。经过认定，当80%收益来自金融领域，该企业就要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并接受美联储监管。巴曙松说，“这一点在中国当前还是空白，工商企业参与金融机构找不到由谁来监管，这自然也积累了金融风险。”

在巴曙松看来，美国监管措施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又一个方面。“第一是压力测试。美金改法案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内部必须半年进行一次，金融危机暴露出风险衡量的模型对极端情况缺乏应对能力。而中国现在的测试水平、模型等均处于起步阶段；第二，进一步限制大金融机构扩张；第三是对清盘处理责任的进一步明确，即如果‘出局’了，就会明确谁的责任；第四，就是沃尔克法则的全面运用，如对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规范和‘掉期’方面的运用，以及如何防范市场集中度很高的CBS(跨银行现金管理平台)产品。”

但巴曙松同时认为，目前的改革方案是“折中，乃至讨价还价”的产物，并不是“那么完美的”，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到，比如评级机构、对冲基金。

CPI“可控”

与此同时，巴曙松在发言中还解答了现在各方所关心的CPI数据、楼市调控等问题。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CPI同比增长 2.9%，PPI同比增长6.4%。“如果不考虑国家统计局的技术误差，我认为6月PPI的降幅很厉害，CPI超乎了市场预期。再加上6月出口增长相当强劲，这3点是有些出乎我预料的。”巴曙松认为。

在他看来，造成这3组数据出乎意料的原因在于，“6月大量鲜活蔬菜的上市，弥补了前面的短缺；PPI 5月见顶，且国际大宗商品等价格的大幅下跌传导到中国，使得国内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压力渐趋缓；少数行业的产能过剩使得其主动减产，压库存，进行节能减排等行动。”但巴曙松同时认为，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数据看，CPI全年3%左右的涨幅是“可以预期”的。

“短期的物价回落并不意味着长期没有压力。”巴曙松指出，“未来，首先要注意的是资源、环保等方面在税收上进行的调整，这势必要反映到物价中；其次，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大趋势；再次，这几年国际市场流动性异常充足，这将对国内造成一定的影响；最后，农产品价格处于历史低位，未来的走势可能会再次向上。这就意味着，如果以前或现在我国通胀是在忍受CPI 2%或3%这样的水平的话，未来可能要在一定时间内忍受CPI 4%的水平。”

对于楼市目前的情况，巴曙松强调，房价如果不出现一定的调整是很难被各方接受的。“似乎现在楼市越发被视为‘两难’问题。如果房地产行业剧烈调整，可能会对相关的上下游行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同时，关键在于，目前我国仍处于危机时期，还在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但如果不调整，各方面就无法交待，政府政策的公信力也无法保证，更无法‘取信于民’。” （见习记者 黄烨 陈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