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6月24日22时，世界杯F组，斯洛伐克对意大利的比赛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埃利斯公园体育场举行。图为现场球迷吹着“呜呜祖拉”为喜爱的球队助威。 刘占坤摄

浙江女人江夏娟和世界杯似乎毫无瓜葛：她看不懂足球比赛，也不认识球场上的明星大腕。即便当她坐在工厂里，忙活着为手里的塑料喇叭割去毛边时，她嘴里的话题也是结了婚的儿子、学会走路的孙子，而不是离她很远的某一场球赛。

她当然不知道，她手里这支司空见惯的喇叭，有一个外国名字叫“呜呜祖拉”。她也不会料到，在南非进行的那些与她毫无关系的球赛中，这种喇叭发出的巨大噪音，几乎“把全世界都吵死了”。

在南非，以及在世界杯波及的所有角落，从江夏娟手下造出的这支喇叭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德国足球队的队医在考虑要让队员们带着耳塞上场；法国球迷形容自己仿佛坐在“一群蜜蜂”中；甚至，一位西班牙作家在自己的专栏中愤怒抱怨：“呜呜祖拉已经让我们全都要发疯了！”

但对这个45岁的农村女人来说，那支喇叭不过是为她带来每小时6元钱收入的一份生计。6月25日，在位于浙江省宁海县大路村的这个院落里，她和她的工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而制作呜呜祖拉的工作，仿佛只是为了填补聊天的间隙。

这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吉盈塑料制品厂”，但它只是由老板邬奕君的家隔出的几个房间。这里工人也大多是隔壁的邻居，或者干脆是老板的亲戚。

江夏娟、邬金燕和几个工友在邬奕君家里的厂房中，对呜呜祖拉进行修整，并把它们装入纸箱当中。

“其实我这里只是一个家庭作坊……”说这话的时候，这个浙江男人脸上露出点不好意思的表情。

但就是这个家庭作坊，在过去的一年里，造出了超过一百万个“吵死全世界”的呜呜祖拉。它们大多数被运往南非，然后通过电视转播，响遍全世界。

不过，无论是对于江夏娟和她的工友，还是老板邬奕君，这些声音离他们的世界都有些太过遥远了。

“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要不是呜呜祖拉吸引来众多记者，邬奕君的工厂很容易就被淹没在周围的民居里，引不起人们注意。这里没有匾额，也没有指示牌，刷着水泥的院墙泛出了发黄颜色，上边已经被偷偷写上了“疏通管道”、“钻孔”的广告。门框上唯一残存的一片对联，不仅被雨水冲刷得褪去了颜色，连字迹也模糊了。

来访的大多数记者都不会想到，这个呜呜祖拉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会如此寒酸。穿过一个连门都没有的库房，老板的丈母娘会从右手边的厨房中探出头来打招呼，而在那个由客厅改装而成的加工车间里，一边拉家常一边忙着加工呜呜祖拉的女工们，还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微笑着点头打招呼。

那些闻名世界的南非喇叭在这里灰头土脸。它们被码放在几个带着破洞的灰绿色编织袋里，或者有些随意地排列在地上。还有一些被放入了几个并排摆放的箱子里，等待着被运到南非，或者其他遥远的地方。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慕名找到这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一个工人在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摸起了后脑勺：“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每天却有这么多记者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这家只有十来个工人的加工厂，借助着呜呜祖拉的声势变得抢眼起来。它的工人几乎全是女性，其中大多数来自本村，只有两个打工者是从云南来的。经常有记者试图耽误她们手里的工作，请她们谈一谈足球、世界杯或者呜呜祖拉，这些她们非常陌生的词汇。

因为来的记者太多，这些从来不看球赛的女人，如今也开始谈论一下南非世界杯。31岁的邬金燕终于找了个机会，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中看到了球迷吹呜呜祖拉的画面。她兴奋地凑过去：“这喇叭好像是我们做的？”而江夏娟好不容易在电视上看了一场球，却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一会儿有人飞踢一脚，跟打仗一样……”

在此之前，她们对世界杯“连听也没听过”，但如今，面对外国记者的摄像机，邬金燕已经会笑着大声发表自己的感慨：“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想了想，她又补上一句：“中国一支队伍都没进去，我没说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