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曾创造沈阳飞龙神话的姜伟，参加第四届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民营企业家论坛。图/CFP

2002年1月15日，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含泪送别自己一手带大的企业和品牌。图/新华社

商界枭雄沉浮录

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综合报道

老兵们一个个回来了！

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的活力不断被激发，如滚滚巨浪，推动中国社会前行。“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场景，不断在商业社会上演，刚刚还是引领风骚者，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他们是谁？

他们是那些曾被称作“教父”、“大王”、“巨头”、“枭雄”的商界精英。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激情的经济因子开始发酵，那些商界精英游走于经济转轨的各种缝隙，粉墨登场。

剧情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节拍上，与经济的炙热、商业巨头的狂欢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政策的探索和含着感性因子的个人膨胀。

“倒下”，然后“再起来”，成为循环于这部商业史的主旋律。

大幕拉开

1995年，中国的财经报道中第一次非常集中的出现“巨星陨落”。

那时，经济的狂欢才刚刚开始。一个重磅溅起硕大的水花：中国“烟草之父”，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调查！

褚时健，1979年开始任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1987年，云南省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发展烟草”的机会。上过战场的褚时健，向来以“敢干”闻名。他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决策：跳过烟草公司直接和烟农联系，然后绕过供销局、地方烟草专卖局自己铺设专卖店。

1987年到1995年，红塔集团的香烟产量以每年43.93%的速度递增。

当时，有国家领导来视察说，“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时有记者描述褚时健出行的盛况：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二十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甚是壮观。

然而，事业蒸蒸日上的褚时健却也面临90年初国企老总的禁锢：国家对国企老总缺乏相应的市场激励机制，导致企业发展、国家增税、个人手紧的状况。当时，褚时健的月薪是3000元。

1995年，褚时健得知一个消息：新的总裁要来上任。这意味着他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后来在法庭上，褚时健坦白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是：来年，褚时健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这些。

据公开数据估算，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

就在褚时健被检察院带走的时候，刚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的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也坐不住了。

这位中国最受争议的民营经济企业家有着传奇的经历：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

也正是因为几个大项目的投资，加上1995年国家实行货币紧缩政策，让南德集团资金链崩溃，截至1996年事发，牟其中为弥补资金空缺“空手套白狼”，获得资金7507万美元。一夜间，这位曾经的“大陆首富”被群殴为“大陆首骗”。2000年5月30日，59岁的他被判无期徒刑。

两位当时的商业巨人，有着共同的特点：敢干、意识超前。市场经济刚开始的几年，他们站在改革的前沿，却也走在了失败的前列。

现在再来看，无论是从失足的原因，还是失事的时间，对于一个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中国企业家的命运从他们开始似乎可以划为一个阶段。

证券地震

企业家群体事件中，最先崩盘的是在新兴不久的中国证券业。

1995年2月，检举褚时健的匿名信刚刚被打开，位于上海的中国年轻的证券家们已经深陷泥潭。

他们是中国证券三大“猛人”：管金生，时任上海万国证券总裁，41岁成立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也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尉文渊，35岁即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总经理，被称为“全球股市最年轻的总经理”；阚治东，时任上海申银证券总裁。

英国《金融时报》记载了这次证券地震：“1995年2月23日，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这天下午，距离上交所休市还有十几分钟。尉文渊正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转，两人讨论着国债期货管理办法的事情，尉文渊为“证券管理办法即将出台”而喜笑颜开。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一直没有正规的制度监督，这成为当时证券市场的硬伤。

突然，“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327发行时存在两大阵营，一是以万国证券为首的做空阵营，另外是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公司（简称中经开，有财政部背景）为首的做多阵营。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提高327国债利率的公告，在这期间，空方主力万国证券一直在拼死抵抗，试图动摇多方的信心。

但是，23日这天下午，万国证券的同盟军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上涨了2元。

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亿。于是，在休市前8分钟，管金生做出了最疯狂的举动：大举抛售。16时22分13秒，管金生砸出1056万口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期货秩序大乱。

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强制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无效，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

由此，管金生万国证券损失60亿元人民币。两个月后，管金生辞职。

三个月后，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中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结束。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5月19日，管金生被捕，罪名为贪污、挪用公款40余万元，但没有违反期货交易规则的说辞。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引咎辞职的还有尉文渊，三年前由他大胆提出来的金融工具——国债期货，三年后把自己落下马来。

不过，管金生下马，万国和申银合并，时任申银总裁的阚治东捡了一个红包，随之成为“上海证券界的第一号人物”。

然而，327事件平息的第二年，三大猛人中的最后一位也倒下了。

事因，上海与深圳争夺中国证券市场“龙头”地位。身为“上海证券界的第一号人物”的阚治东没有袖手旁观，但终因参与炒作而被免去申银万国总裁的职务。2002年，阚治东临危受命南方证券，最终因为挪用客户资金而“被看守所羁押21天”。1年后，南方证券关门，阚治东暂时淡出江湖。2006年3月1日，在清算南方证券遗留过程中，阚治东被深圳公安机关逮捕直到2007年4月30日取保候审。

“证券市场三大猛人”的落幕，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代人的传奇故事彻底画上了句号。327国债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

但对管金生们来说，却太晚了。

保健行业集体颓败

当第一代证券家们仓皇应对市场时，中国的保健品市场涌现出一批耀眼的明星。相同的是，当时的保健品市场和证券市场一样无序而膨胀。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滕斌圣，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保健品市场从一开始成立就滋生了温床，在社会制度监管不完善时期，他们的广告依赖症注定它一出生就是残缺的，这也决定了他们发展不可能健康。

吴晓波在《大败局》中总结太阳神和哇哈哈的故事时说：如果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创业者，你不妨到那些充满了暴力和游戏规则不健全的产业中捞取你的第一桶金。

不安分的企业在不规范的市场中表现出了耀武扬威的一面，企业家们首当其冲。

声势尤为浩大的是山东三株集团的吴炳新。三株集团成立当年销售额突破1.25亿元，到1996年达80亿元，1997年上缴利税8亿多元。吴炳新声称：“可口可乐也无法和三株口服液相比，将来三株要和它比个高低，去占领国际市场！”

沈阳飞龙集团的姜伟，依靠飞燕减肥茶和延生护保液一夜走红，1993和1994连续两年纯利润两亿元。

珠江三角洲太阳神集团的怀汉新，把营业额推到了13亿。

就连专心于科技行业的史玉柱，1993也年跃跃欲试，尝试性地推出了脑黄金，他还跑到山东向吴炳新求经。后来，他搁置了巨人大厦，找来一帮年轻的“文字家”，一股气用语言造出了一种誓言“让人民作证”的12种保健品。

此时，企业家们助推自己产品的诀窍出奇的一致：唯广告不能。

吴炳新本人非常崇拜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力推“农村包围城市”的广告战略，他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和华南四大“战区”，四区设立“战区经理”由总部协调指挥。他亲组市场前线委员会，在各省建立了市场指挥部，实行“军事化管理”。

沈阳飞龙的姜伟是“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一样对毛主席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经以“在局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敌”的战争战术来解释他的广告轰炸战术。广告密集程度“不讲成本，不讲究任何艺术效果，只要多”。提出：“不盖厂房、不置资产、不改造办公楼、只要广告。”

保健品市场，犹如一场疯狂的资本抢夺战：一群高呼着胜利口号的人从山坡上冲下来，四面八方掠夺财富，不计规章。然后又呼啸着一呼而散，各奔前程。

这样的结果是，三株的广告甚至张贴在茅厕和牲口栏上，出现了夸大功效、诋毁同行的词语。1996年，三株缠上人命官司；1997年，史玉柱“巨不肥”还没有完全铺开市场的时候，受困于巨人大厦的资金短缺，陡然夭折；1996年，姜伟推出《我的错误》万言书，承认犯下了20个错误；太阳神也逐渐销声匿迹。

保健品市场的集体黯淡，一方面凸显经济监管的薄弱，另一方面也看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确滋生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温床。单就从行业来看，这时候的彩电、VCD、白酒等行业也凸显了集体短暂繁盛的现象，诞生了创维黄宏生、爱多VCD胡志标、秦池姬长孔等名赫一时的行业符号。

然而，无序和膨胀继续颠覆者这些商场士兵们。

产权硬伤袭来

保健品饮料行业里，没有被疯狂的广告撞昏头脑的仅剩三人：健力宝的李经纬、娃哈哈的宗庆后和乐百氏的何伯权。

然而，李经纬没能逃脱接下来的一轮经济硬伤。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堪重负，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开始。国资委统计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锐减到15万，减少了40%。减少的这些国企，要么消失，要么就进行了产权变革，转型为民营企业。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的大批企业家们被卷进这场洪流，或者百舸争流，急流勇进，或者逆水不前，就此搁浅。

这轮改制中，健力宝的李经纬显得十分无力。

2002年1月15日，在广东三水市的健力宝山庄，这个曾经属于李经纬的地盘上，三水市政府将健力宝75%的股份转卖给浙江国投，作价3.38亿元。坐在一角的李经纬，一脸沉默。就在前一天，李经纬还在为“凑钱买健力宝”而四处求救。

李经纬，从1984年开始，将健力宝集团从一个市办小企业办成享誉国内外的饮料行业老大。年销售额从345万元，发展到超过18亿元。期间，他甚至把广告做上了《纽约商报》。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管理和营销才能的天才，却在企业易主时，没有任何办法。

同样在广东，早在1996年，李东生从惠州市政府手里通过购买企业增值股权的方式，拥有了TCL；何享健从顺德市政府手里整体购买股权，拥有了美的家电。这时，李经纬也已经开始了健力宝的“国退民进”产权回归路。

不是李经纬没有意识到产权改制的浪潮。有一次，他在记者面前，拍着桌子说：“健力宝就犹如这张桌子，总有一条腿是行政上级，还有一条是军心不定，行事涣散的中层，这两条腿很容易垮，我的这点老本也很容易吃光。”

他开始在广东修建健力宝大厦，准备搬迁健力宝集团；他以购买保险的形式，逐渐转移331万元集体资产；他策划健力宝上市……

但是，李经纬终究还是没有从三水市政府手里得到健力宝，犹如失去心爱的孩子，拍卖会上，李经纬仰头滚泪，这一瞬间被在场的记者抓拍下来。

几天后，百里之外，深圳三九集团的赵新先看到了李经纬的这张悲情照片，但是，已经晚了。

此时，三九因收购了140家企业而步伐沉重，企业负债率从一开始的18%猛增到80%。占用上市公司资金25个亿，占公司净资产的96%。三九已经基本失去了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

想当初，军人出身的赵新先，拿着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申请的500万元贷款，和自己历经十年研制成功的三九胃泰药方，在一片穷乡僻野创办南方制药厂。三九集团从开始成立就只是挂着国企牌子，进行着纯粹的民营企业运作，这种机制，使三九发展动力十足，一度成为国企经济样板。正式投产的当年就盈利1000多万元。短短几年间，三九集团的产值从1992年的16个亿发展到1998年的153个亿，成为国内医药企业的龙头。2000年，三九机制被录入中国MBA经典案例库《经营通鉴》。赵新先被誉为“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

这次，赵新先已经无力回天。

面对资金紧缺链条，赵新先感受到了产权之痛，他把问题抛给了政府：“要不，国家出资，解决三九的问题。要不就把产权从国家手里放出来。”

后来，一个业内人士分析说，“上场就是为了进球，如果这一轮场上已经看出来了他不可能进球，状态不好，那教练肯定要把他换下来。这也正是国资委当年的工作重点。”2004年5月16日，时任国资委党组书记的李毅中亲自宣布免去赵新先的职务。

2002年和2004年，李经纬和赵新先分别被认定转移国有资产。李经纬因脑溢血瘫痪在床，而赵新先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

曾有经济学家预测，对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讨论将成为中国公众社会及政商学界观点分歧最严重的经济话题。对于企业家而言，这场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论从1998年就隐约开始了。2004年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

赵新先被撤职之时，远在内蒙古草原的另一国企老总郑俊怀也加快了动作。

郑俊怀打造了三条隐性MBO通道：其一是华世商贸公司，其二是呼和浩特启元公司，法人代表是郑俊怀本人，第三条通道是金信信托。按照2004年6月30日的数据，华世商贸持有伊利境内法人股2.16%，为伊利第四大股东；内蒙古启元持有境内法人股比例为4.38%，为伊利第二大股东；金信信托持股14.33%一跃成为伊利股份第一大股东。通过这三种途径，以郑俊怀为核心的数位高管拥有了伊利股份20.87%的法人股股权。

2005年，郑俊怀成为这轮争辩中最后一位实验者，同年12月，因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兵败调控大旗

2009年11月，在一个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樊纲说，经济走势就是在不同力量的角逐中，产生着微妙的变化。他的观点是针对今年经济危机下国家的调控政策而言。这个经济规律一样适用于2003年就已经开始的那场宏观经济调控。

钢铁行业的铁本戴国芳，资本市场的德隆唐万新，房地产业的顺驰孙宏斌，都在这个时间失手。

戴国芳几乎就是这轮宏观调控下诸多民营经济企业家失手的代名词。这个白手起家的炼钢大王曾经被寄予天大的希望——“铁本一旦建成，戴国芳就会成为中国首富！”

2002年前后，民营钢铁集体狂欢的气氛助长了戴国芳的雄心，他立志要在钢铁业做出点名堂，甚至要超过宝钢。但是，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戴国芳和他的铁本正好撞在“枪口”上。2004年，铁本停产关门，戴国芳锒铛入狱。

他被指称的罪过是：审批越权、违规占用土地、挪用银行贷款、偷税漏税。但后来却被定为“抵扣税款发票罪”。

就在江苏的戴国芳被送进监狱的时候，新疆的唐万新和天津孙宏斌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筹钱。他们面临同样的困境：资金急缺！

唐万新，原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总裁。《财经》杂志在评价唐万新时给出的定语是“枭雄”，配以毛骨悚然的一句话：一个清醒地制造危机的赌徒，一个梦想把火山化作金矿的狂人。他不爱穿西服、不爱打领带，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活动、不随意拍照。

就是这样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依靠三只“招牌股”——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搭建起了一个资本王国——德隆。

几乎同时，天津顺驰的孙宏斌宣布年销售额过百亿。这个年轻的冒险者，早在25岁还在联想如日中天时，就有过一次牢狱之灾。罪名是：“挪用公款”。2000年，五年牢役出来，孙宏斌揣着柳传志给自己的50万元，在天津成立了顺驰房地产公司，三四年的时间，年销售额飙升120亿。

唐万新和孙宏斌有着相似的“赌徒本性”，敢想敢干。这一次，他们也面临了相似的坎：德隆每月的护盘及其他成本已达到上亿元，三年熊市也让德隆压力倍增，危在旦夕；孙宏斌的顺驰则因为资金流转不开，已经圈地无法开工，资金流危机四处爆发。

而此时，国家刚刚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清理新建项目。

唐万新试图借助地方商业银行的想法被紧缩了。三驾马车200亿元的市值在十余个跌停后成为过眼云烟。9月5日，孙宏斌以12亿元向香港路劲集团出让55%股份，基本失去对顺驰的控制权。

2006年1月19日，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此案因涉案金额巨大，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案件。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刘贤方博士对《中国周刊》记者分析：“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政府对待经济的政策总是雷厉风行。譬如救市，就马上拨款4000万个亿。而在美国，政府的反应是相对缓慢的，这个过程中，企业就会有一个和市场相互磨合的时间。不至于因为政策的迅速转变而产生太剧烈的不适应。”

2008年11月，戴国芳出狱。四年后的狱外正在进行另一轮的经济宏观调控。钢铁行业依旧是重点重组对象。戏剧化的一幕是：就在他踏出监狱的前几天，杜双华的民营日照钢铁在媒体的闪光灯下签署了和山东钢铁的重组计划。

复出和蜕变

这些商界的败局，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沉浮，也是中国企业史的重要篇章。

吴晓波先生在《大败局》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式失败”的规律，他认为，这些企业的失败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不时运行于灰色的中间地带，企业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

30年后，市场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现在，新剧的帷幕又被拉开。那些当年叱咤风云而后黯然失色的“教父”们又开始出山了。

市场在前进中继续接纳和淘汰着新的或旧的元素。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说，并不是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已在这一代人中失败，相反，是它尚未经受考验。

滕斌圣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生乃至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个“犯过事”的企业家队伍，局面铺得越大跌得也越惨，但是这不会减少他们出狱后再创业的可能，他们有人脉、有能力，重出江山并不难。他举例，譬如孙宏斌就是在出狱后创办了顺驰；史玉柱也是在败得一塌糊涂后再次声名远扬。

滕斌圣分析，“他们还会有很过硬的人脉来聚拢资金，而且阅人无数，有行业的经验和教训，复出后，他们仍然会扮演重要的商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