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当校长的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鹿海鹰
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所长期党校”。这是中共中央最早的一份关于开办党校的决定。
此后，由于形势所迫和条件所限，“最高党校”一直没能开办。但这份文件，为日后中央党校的创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883年3月14日)50周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它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
1935年11月，中央转战陕北后，正式在瓦窑堡开办中央党校(后迁至延安)，培养高级干部。
董必武言传身教
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后出任教务长和副校长。他严于律已，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高级党员干部学员。
当时，江西苏区的一些人，存在“左”倾思想，有的学员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董必武洞察到这一苗头后，迅速采取措施，教育学员要明辨是非，不可盲从。
董必武尽管工作忙，但还是经常带头参加义务劳动。一天早上，党校一个小组的同志，去帮一户烈属耕田，刚到田头就看到，董必武校长已经在那里忙活了。只见他打着赤膊、卷着裤腿、满头大汗，已经耕完了两亩地。大家十分感动，纷纷对他说：“您都快50岁的人了，工作又那么忙，不来都可以，可您比我们来得还早，您还是回去吧！”董必武摇摇头，边干边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说完，他就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陕北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董必武虽是校长，待遇却低得出人意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为了方便工作，他花1块多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但董必武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在董必武任校长的两年时间里，中央党校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5月，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维汉接任校长时，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李维汉后来回忆说：“那时，学员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15个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苏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
毛泽东题写“实事求是”
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前的广场上，有一块石刻，上书“实事求是”4个大字。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并亲笔题写的校训。
1943年初，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那时起，到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内战被迫暂时停办，毛泽东一直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工作。中央党校得到进一步扩大，学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了3000多人。其间，全国各个战区党的负责人等大批党的高级干部，曾到中央党校参加培训。比如，陈赓大将就曾于1943年11月到中央党校学习。
毛泽东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后，采取了三大创新性举措：其一，对办学思想进行改革，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其二，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其三，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
那时，中央党校各部附近都有土地，可以种粮、养猪、烧制木炭……党校还建有豆腐坊、粉坊、糖厂、酒厂等各类作坊和工厂；并有自己的运输队，可以跑运输。暂时放下枪杆的高级将领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文职干部们，都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参加农业劳动。此外，他们还经常到工厂、作坊，纺毛，纺棉，拆洗、缝制衣服，挖窑洞，修建房屋……
中央党校在延安的两个礼堂，就是学员们自己建起来的。在建造过程中，设计图纸、运送材料、盖房等，大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其间只请了少量的石料工人。
大礼堂规模很大，能容纳千余人，1943年11月7日竣工。将要竣工时，学员们左看右看，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有人提议在礼堂正面的墙上，挂个校训题词。一说到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央宣传部的范文澜老先生。但范文澜试着写了几条，自己都不满意，便提议去找毛泽东写。毛泽东欣然答应，立即叫人拿来4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沉思片刻，饱蘸浓墨，迅速挥毫，“实事求是”4个雄健潇洒的大字随即跃然纸上。在场的人齐声称赞，这4个字的含义精深、透彻，抓住了中央党校的办学精神。
随后，大家请来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没过多久，“实事求是”分毫不差地“印”在方石上。可惜，毛泽东的这一墨宝被凿坏，未能保留下来。
1947年3月，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转移。国民党军队进入延安后，中央党校的大礼堂遭到破坏。幸好刻着“实事求是”的4块方石，被倒塌的墙壁埋住，因而得以保存。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在清理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废墟时，找到了这4块完好无损的方石。如今，它们被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党校被迁到了北京。1955年8月，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份校报，所用报名就是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20世纪60年代初，党校大礼堂建成，其正厅内最醒目的便是“实事求是”4个大字。20世纪90年代，它先是被镌刻在中央党校大门内专设的石壁上，后被移至现在的位置——大礼堂前的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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