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知识分子的器识政见，毛泽东觉得有现实意义

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器识政见，毛泽东觉得有现实意义的，还常作古为今用的发挥。仅以读《明史》而论，朱升本为教书先生，在朱元璋“召问时务”时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说朱升“很有见识”，并在1972年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现实策略。明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几年后便疏于朝政，御史杨爵沉痛谏奏，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毛泽东读后批道：“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意思是万事万物无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引用这两句话来提醒中央委员们要注意保持晚节。读海瑞给嘉靖皇帝的著名上疏，毛泽东认为“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的大官僚”，并称赞海瑞批评皇帝的勇气“比包文正高明”，由此在公开场合提倡人们学习海瑞。

相反，对那些空泛之文，毛泽东则很不以为然。读马周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时，他想到宋代一些人的书策，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这个看法不是随便提出的。毛泽东读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论和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即使像欧阳修这样在政治上颇有作为的散文家，毛泽东读其《朋党论》的批注是“似是而非”。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提出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现象，原因在于“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毛泽东颇不以为然，批注说“看什么新进”，况且老成之人开始的时候“皆新进也”。读曾巩的《唐论》，毛泽东批注：“此文什么也没有说。”读苏洵的《谏论》，他认为是“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读苏洵的《六国论》，对文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因为“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毛泽东爱读古代知识分子的史论、政论文章，自然与他想从中体会和疏理出一些为政治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关。而他的评点及其包含的所褒所贬、所扬所抑，也明显反映出他对我们的知识分子在从政言政时所寄予的期望和要求。宋代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也搞些政治，有的还担任了很高的官职，但毛泽东明显不喜欢他们抽象说教、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和政治器识之间，毕竟隔着一道不浅的沟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