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落差凸显基层乏力

据分析，大多数网络舆论事件的发源地都在基层，但解决路径却依赖着高层；对于事件的处理，网民大都对党政高层存在较高期待和好感，对基层则持失望和不信任态度，表现出显著的舆论落差。

4月份的月度舆情报告曾对今年一季度公安部门的所有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报道进行了媒介分类分析，发现网上对公安部的批评报道为零，但随着公安机关级别的降低，负面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比例大幅上升。专家分析，这基本反映出了各级政府部门的现状，即大量矛盾冲突未能在基层很好化解。

比如对公安机关今年1～3月的近6万条报道交叉分析后发现，批评公安机关效率低下的，省级、市级公安机关占14.3%，县级占57.1%，派出所占14.3%；批评其违法乱纪的，县级、派出所各占37.5%，省级、市级各占12.5%，表明媒体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县、乡两级。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网络舆论事件的干预解决，主要是越级干涉，发生事件的主体部门、同级乃至直接上级主管部门大都没有参与事件的解决。

如天价烟事件发生后，同级部门甚至为周久耕辩解“偶尔抽一点高档烟，平时表现不错”，最后由南京市委干涉；北京站售票事件，甚至要铁道部、中央高层亲自过问，而之前无论北京站、北京铁路局都未见任何反应、解释和处理。

从网络舆论事件传播路径上来看，传播者一般都会绕开本地网站，直接寻求在全国性的、访问流量大的综合性网站、社区发表。

“对本地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希望越级解决问题的心态在网络舆论事件中非常明显。虽然越级干涉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它不可能成为常规的解决方式，而且也会刺激此类事件越来越多。如果不激发基层政府解决问题的活力和动力，而是一味将矛盾上交，很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风潮”，喻国明对本刊记者说。

而从干涉的时机来看，仍然滞后。在危机公关和议题管理上，最好是事件发生后12小时内作出反应和启动应急预案。但目前政府多是在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热点后才“千呼万唤始出来”，错过了改变舆情意见流向和正负态势的良好时机，往往造成网民的情绪淤积。如天价烟事件11天后干预，躲猫猫事件7天后干预，北京站售票事件4天后干预。

目前我国拥有3亿多网民，其年龄结构日益与社会整体年龄结构相重合，网络主体与社会主体高度重合，“网络民意表达正在接近等同于社会公众的意见表达”，喻国明说，“网民关注的议题也正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网络意见的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非常明显”。

近来的网络舆论事件，越来越表现出走出虚拟世界，影响现实世界的趋势。比如“邓玉娇案”，法律界的律师们从网上声势庞大的各种后援团中走出来，参与案件侦破。他们对案件的亲身体验，感染、吸引着网民对这一事件倾注更多的情感关注。中华女子大学学生也以行为艺术方式支持邓玉娇维护自身权益。

在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看来，在邓玉娇案中，网民的要求已经开始由伸张正义、司法公正等较为具体的诉求，扩展到“保护女性权益”、“维护女性尊严”等较为抽象的诉求。

“利益诉求的抽象程度，是衡量群体性事件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边是群体性事件正在升级；另一边是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意识、手段、方法普遍缺乏。如果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群体性事件二者合流，将对基层政府提出全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单光鼐说。

民意表达向网络倾斜

受访专家分析指出，当前，由于社会阶层分化，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极易造成民众“相对的被剥夺感”，引发情绪淤积，此时尤其需要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如果常规的体现政府公信力的民意表达渠道出现阻塞，民意表达就会被“挤压”到道德约束、行政约束、社会秩序约束相对薄弱的网络世界中，以网络舆论事件的形式释放出来。

“即使是与欧美互联网络高度发达的国家相比较，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对社会议题、政治议题等进行讨论的激烈程度、范围广度以及对事件解决的推动力，也是‘风景中国独好’的”，喻国明说，“由于常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传统媒体的舆论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我国的网络承载着更多的民意表达、情绪宣泄功能。”

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意表达渠道大致分为几个层次。一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采集民意形成提案议案，对有关部门进行咨询、质询等方式来传达群众的关切。二是通过群众写信、上访、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等形式，反映群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呼声。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就某一事务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此外，传统媒体也是表达老百姓心声愿望的重要孔道之一。在网络时代，各政府网站也纷纷开设了市长信箱与民沟通。

然而现实生活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民意上达作用尚不理想，极端的现象是有的代表委员多年也不提一个提案议案。各地接待群众信访的效率偏低，特别是对越级上访的严防死守、“自己的孩子自己抱”等方式，也限制了信访渠道的功效。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煤、水、电、气、油、公共交通等价格听证会，往往由于其程序、形式的不规范而流于形式，被老百姓称为“涨价会”。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也有不足。

以上种种渠道不够通畅，使中国的网络舆论焦点表现出持续高温，并将居高不下。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龚维斌说，如果现有的民意表达渠道得到充分利用，通过网络表达意见的热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高，以致出现数量猛增的网络舆论事件。

“应对网络舆论事件，‘堵’是不管用的，只能疏导。目前紧迫的任务就是，疏通常规的民意表达渠道，解决这一渠道畸重畸轻的问题，以多种形式、多管齐下地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上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