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或是19岁当市长，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如果当选的是韩愈或晏殊，人们一点都不会惊诧。

要论过去千年中最受羡慕的文人，那是非晏殊莫属。晏殊被人艳羡，不是因为文学成就，而是由于仕途顺利。论文学成就，唐宋时期的作家群星璀璨，晏殊只能算是二流作家，但其仕途的顺利千年来难有其匹。晏殊小时候是神童，7岁能文，14岁时与千余名考进士的人一起应试，神色自如，援笔立成，皇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此后仕途顺利，53岁时居相位，人称太平宰相，过着“一曲新词酒一杯”的惬意生活。

与晏殊相比，中国历代文人仕途能如此顺利的微乎其人。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韩愈为例，他20岁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三次均告失败，第四次才成功。之后，为了取得做官的资格，又在吏部组织的考试中连连败北，三次成绩都不理想。为了谋求任职，三次上书宰相，没有任何结果。到了29岁时，才跟随出任节度使的原宰相董晋做一个幕僚，4年后才回到京师出任正七品的国子监四门博士。

韩愈是历史上的大才，为了获得做官的机会历尽艰辛。但如果把他的经历放到整个唐代历史上看，他其实还算顺利。以考进士为例，唐代有个说法，叫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意思是，熟悉儒家经典的明经科容易考，如果你30岁才考上，那已经算“老”了；而考作诗写赋的进士科很难，50岁考上还算是“少”的。韩愈的朋友孟郊就考了很多次，46岁才中进士。还有很多人考N次都没考上，只好断了再考的念头，如诗人罗隐，考了10次而不成功，无奈作罢。

从中国历史上看，尽管科举之途非常艰辛，但很少看到否定这一制度的言论。科举制度在明清时代走向约束知识阶层思想的一面，那不是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在应试内容的指导思想上出了偏差。中国有确切历史记载的进士考试始于公元622年，到1905年被取消，沿袭了1283年。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存在三种形式：世袭制、荐举制和科举制。先秦时代的世袭制因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被扬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实行的荐举制，因推荐不能出以公心，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滥举情况，荐举权被垄断还出现势族(世族、士族)势力而加重了社会不公，最终被淘汰。只有科举制，隋唐以后得到不断健全和沿承。科举制在千余年的历史中被整个社会认可，关键之点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注重程序的、平等的竞争机会。有了科举制，一个人，不靠背景，不需出卖人格，而只需靠制度提供的机会，就能实现个人价值，及效力国家、服务百姓的理想。

在科举制的精神和内核之中，年龄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明确的、注重程序的、平等的竞争机会。韩愈25岁就中了进士，唐代的进士考试每年举行一次，每次考上的不过30人左右，其难度要比现在北大、清华的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大得多。而以韩愈在中国历史上的作为和影响力而论，其优秀的德行和出色的才华也没有人会怀疑，但是韩愈在29岁时还是没有获得理想的职位，原因只是在于当时的官员选拔和任命是制度化的。韩愈虽然不顺利，但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有怀疑这套制度的公平性。

官员选拔的关键，是有没有一个不看年龄，而仅看才华和品行的制度化的选拔机制。存在这样的机制，出现29岁的市长人们不会惊诧，像韩愈那样，29岁时学识和阅历已经很丰富了；即使出现19岁的市长也不会惊诧，像晏殊那样，14岁就是进士了，他们的德行和才华有目共睹，任命也符合制度化要求。

因此，人们真正关心的，是29岁当市长，究竟是出于竞争机会平等的制度，还是仅仅是无法复制的特例？人们还会问：比之更优秀的29岁年轻人大有人在，为什么他们不能被选为市长？能不能给更多更优秀的29岁年轻人当市长的机会，能不能使人才选拔机制更加完善？其关键，还是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注重程序的、竞争机会平等的制度。（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