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采访来自中越勘界一线的故事，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实地走访了中越边境的广西靖西、云南马关等地。可以说，中越勘界之所以成功，需要感谢在一线的勘界队员们，联合勘界第四组组长蔡碧凌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还有涉险的女队员们，刘建云、田丽华、袁自葵、廖维敏，她们都是最好的代表；更要感谢那些无名英雄们，年逾七旬的向导黄世邦就是其中一位，一个多月里他竟磨破了4双解放鞋

勘界队员蔡碧凌：用脚步丈量国界线

“终于完成了。”

站在中越国境线上，中越陆地联合勘界第四组勘界队员刘建云对记者说：“看着一块块竖立的界碑，我们对英灵多了一份敬重。”

刘建云所提及的英灵，包括中越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也包括之后的和平年代丧生于雷区的那些普通村民们，当然还包括献身于勘界这项伟大事业的同事。

中越陆地联合勘界第四组的工作在勘界整体工作中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工作段地形复杂、水急河深、山高坡陡，并且占有中越边界云南段争议地区中的五分之一。由于争议地区多、划出面积多、军事设施多，在勘界中经历了十分艰难的与越方博弈谈判的过程。中方勘界队员在这里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心血、甚至是生命。

2006年8月10日晨6时左右，蔡碧凌在都龙茅坪准备上界勘界时，不幸因病倒在了潮湿的宿舍内，1个小时后，蔡碧凌带着对未尽工作的深深遗憾，在前往金厂镇卫生院的路上永远离开了人世。

“马关30多万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这件事，而我遇上了。我能代表国家签字，是历史赋予我的光荣史命，值得我一生为之骄傲和自豪。”蔡碧凌经常这样说。

蔡碧凌是2000年6月从坡脚乡调入马关县外事办任主任的，2002年他被委派了重要的任务——做好中越陆地边界内部勘界工作。从此，他开始了用步子丈量138公里长的国界线的艰难行程。地图上的每一个点，他都一步一步走过来。无论是荒无人烟，还是沟壑纵生，他凭着一根自制的手杖，一步步地攀爬过来了。

“只要属于我国的领土，死也不能让你一寸。”蔡碧凌经常说的这句话是所有勘界队员的心声。

为取得谈判成功，不让越方占到便宜，蔡碧凌每天从山野回来就在看条约和附图。针对条约中所述内容逐条逐句地与队员商讨，对某句话、某个词语越方可能咬住不放，就某个争执点越方可能不会让步等提出多套应对方案，同时将第二天谈判需要的成语事先告诉翻译丁雷华，让他有个准备，以便于越方充分理解他的意思。

在谈判中双方的斗争相当激烈的，既需要有外交家的风范，又要以条约、附图为尽度，既要照顾好双方的感情，又要代表国家利益。蔡碧凌始终以一种“历史的思维”，站在国家的角度，以一种外交家的风度与之周旋。多次谈判中，蔡碧凌有理、有利、有据，致使谈判对手多次出现冷战、僵局，甚至拂手而去。每每遇到这种情况，蔡碧凌就平心静气地等谈判对手心平气和再谈判。

勘界向导黄世邦：1个月磨破4双解放鞋

在中越边境靖西县龙邦口岸，没有谁比年逾七旬，生于斯，长于斯的黄世邦更了解口岸大大小小的山岭地势情形了。这种了如指掌的程度恰恰使得他成为中越陆地边界勘定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2005年10月，黄世邦家里来了两位自称是地质勘查局的陌生人，仔细询问了他在中越战争期间担任民兵后勤队长的情况，还反复问到是否熟悉周围山岭的情况，包括山脊、沟渠、谷底、水道、植被……

老黄一边回忆，一边仔细地解释每一块山岭的由来。两位客人做了详细的笔记。临走时，这两位同志反复叮嘱：“我们到访的情况一定不能轻易告诉别人。您所了解的情况也不要轻易透露给别人。”

2006年初，这两位曾经拜访过老黄的同志再次来到他家中。邀请老黄前往实地勘察，核心是把过去的界碑一一找出来。这一跑就是一个多月。白天上山，晚上绘图。这是老黄记忆最深刻的工作状态。他说：“我磨破了4双解放鞋。”

凡有界碑的地方，他们都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同时还用随身携带的“望远镜”记录数据。黄世邦说的“望远镜”其实是测绘专用的勘测工具。

“好些地方都是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们解放军守着的山头，不少地方山岭上还有猫耳洞、战壕……”站在龙邦口岸的山头上，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山岭周围。上世纪的中越战争中，“法卡山”上的“英雄连”被誉为保家卫国的楷模。如今，法卡山已经全部划归越南方面。

“地雷就没有了，这几年大排雷把大部分地雷都挖了出来，现在翻山越岭都挺放心的。”老黄用手指着周围的崇山峻岭跟记者说。

祖籍靖西的桂林空军学院一位教官则告诉记者，前几年有报道说中越边境大排雷，每天都能清理出上百万地雷的说法并不可靠。实际上，中国军队早在1992-1994年就开始组织大排雷。“国际通行的惯例是，对于曾经有边境纠纷引发战事的两国而言，如果雷区没有彻底清除干净，是无法进行边境勘查工作的。”

老黄的儿子，黄岐辉也曾经在中越战争中担任民兵，他告诉记者，龙邦一带埋设的地雷种类有压发雷、跳雷、抛撒雷等20多种，它们中有美制地雷、苏制地雷、越制地雷及中国研制的地雷。

“发现地雷难，排雷更难，由于埋藏时间长达十多年，很多地雷非常敏感，一些虽然已经失效，但危险依然存在，一些埋设精巧的‘诡雷’，被埋在石缝、山旮旯、树杈等地方，而且多是两三颗串连在一起，人称‘连环雷’、‘母子雷’、‘阴阳雷’，让人防不胜防。”黄岐辉说。

排除地雷之后，龙邦、东兴、宁明这些地方的边境小道，成了地地道道的“亲戚路”、“致富路”。

女勘界队员：美女们的野外生存法则

在中越勘界队员中，有一些特别能吃苦的勘界女人，她们在漫长的边界线上演绎着女性报效祖国的壮举和赤胆忠心。

她们和男队员一样行走在茫茫大山、原始森林和崎岖小路，还要经常面临各种突发的情况，毒蛇、野兽，攀悬崖、过独木桥。因为没有公路，很多时候都需要徒步，在类似麻栗坡县文金弄地区的原始森林中穿行，到处荆棘，加之没有山路，边走边用刀在前面开道。潮湿的气候使地上、石头上都长满了青苔，稍不留意就会栽跟头。在悬崖峭壁上，得手脚并用，爬着走、蹲着走。在山上被蚂蟥叮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此外，个头特别大的蚊子、毛毛虫和一些不知名的动物的“袭击”也是常事，偶尔还会碰到黑熊等一些大点的野兽。“开始的时候还吓得跑到男同志后面藏起来或者尖叫，后来逐渐就习以为常了。”女队员廖维敏笑笑说。

女队员田丽华告诉记者，有一次在山上搭完帐篷出去砍柴回来，就发现一条色彩鲜艳的蛇已经睡在被子里了。这也是为什么刘建云一年四季不管多热都要穿两条裤子，因为长到膝盖高的草丛里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

在第四勘界组，还有一位被称为“三姐”的女队员袁自葵，她说，大家每到一个新的勘界点，先要四处寻找水源。她们都有过要喝牛棚里的水的经历，而旁边就是牛的粪便。“这种水我在城里生活时，可能冲厕所都嫌脏，但是在野外没办法，为了节约往返时间，我们尽可能选择靠近界碑测量处住，什么水都得喝。由于在野外时间长，很多队员的肚子都已经习惯了生水，喝纯净水反而难受。

“勘界结束了，我现在才有时间陪自己的小儿子。勘界的时候，‘妈妈过几天就回来’的谎言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廖维敏说，“既然国家交给自己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就必须舍弃小家。若干年后，每一位队员都会为曾经参加过中越勘界工作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李怀岩何丰伦)

中越陆地勘界时间表

1999年12月30日，中越双方经过16轮谈判，最终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在所有双方有争议的227平方公里土地中，113平方公里划归越南，114平方公里划归中国。

2000年8月和11月，中越双方在河内和北京举行两次会议，宣布中越联合勘界委员会正式成立。根据中越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将在中越边界全线埋设1537座界碑，并在边界实地勘定1347公里边界线。当年12月，中越双方完成勘界工作用图的测制工作。

随后，中越联合勘界委员会成立了勘界立碑技术专家小组及12个下属联合小组，以开展勘界立碑和清障排雷工作。经过2年的准备，中越陆地边界野外勘界工作于2001年下半年全面展开。2001年12月27日，中越陆地边界的第一块花岗岩界碑在越南芒街立下。历时8年的中越陆地堪界立碑工作正式展开。

从2002年10月开始，双方在两国边界全线开展勘界立碑工作。为了加快勘界立碑进程，中越双方一致同意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

2005年是中越陆地边界勘界工作取得重要成果的一年。1月至10月底确定基本界碑位225个，增设辅助碑位50个，竖立界碑359块，测定界碑点位189个，确定边界线约170.858公里，勘界进度明显加快。10月31日，中越陆地边界云南段共确定296块基本界碑位置，占总预设基本界碑564块大约一半。增设45块辅助界碑，竖立了258块界碑(含辅碑7块)，勘定了294公里边界线。

2005年11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就中越陆地边界勘界进程达成共识：最迟于2008年完成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

2006年6月，中越边界全线已确认、竖立和精确测定界碑800余座，勘定界线700多公里，勘界测绘保障工作已完成总任务量的50%以上。

2007年初，双方完成了70%的勘界立碑。12个小组的测绘技术人员扩大为14个小组，40余名专业测绘人员与云南和广西两省区外办组织的勘界人员一道，两国勘界测绘小组的谈判开始每个月进行一次。2007年底，完成勘界野外作业任务量的88%。当年12月30日，云南省与接壤的越南老街省边界划分和竖立界碑工作完成。

2008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同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武勇在河内就中越陆地边界勘界剩余问题达成一致，如期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年内完成陆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的目标。(根据《中国测绘年鉴》、国家测绘局网站和新华社报道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