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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本报发表《三十万临时工在深圳》系列报道，其中就披露了打工妹的情感和性问题。20个春秋过去了，年轻人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已今非昔比，深圳外来务工青年的人数已从20年前的30万变为数百万，而且流向也在发生变化。随着西部地区的开发，一些贫穷边远地区的农村青年向西部中心城市集结。

于是，打工妹的性问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在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这个问题虽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但服务的力量相比庞大的服务对象却“杯水车薪”；而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为打工妹提供青春健康服务的阳光尚未照进现实。

她们不应成为被社会遗忘的对象。关注她们，实际上也是在关心我们自己。

在新疆，打工妹的性问题长久以来并不为人所关注。

这群天真烂漫的农村少女，分布在城市各种服务行业和工厂，文化程度低，大多没有技术特长，精神世界匮乏，身处城市却仍局限在农村青年打工群体的狭小生活圈里。她们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少女一样，对爱与性懵懂又好奇，由于没有渠道去了解正确的性知识，被骗、未婚先孕、流产等事件屡有发生。

近日，记者采访40余位在新疆不同行业打工的女性农民工，试图多角度反映这些年轻女孩面对性这一敏感话题而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

好奇的背后是对情感的渴望

18岁的打工妹小芳从四川老家到乌鲁木齐打工前，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交男朋友”。和很多父母一样，他们最担心女儿面对花花世界经不起诱惑。

在新疆的许多打工妹和罗芳差不多大，她们正处在对异性产生好感和强烈好奇心的年龄，在农村普遍的“性即不道德”的观念下，她们没有渠道了解性知识，而来到城市后，环境一下子变宽松了。

刘洋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店做大堂经理。一天下午，女服务员们在包厢里休息，刘洋从一个包厢旁边经过，听到女孩们的阵阵笑声，她好奇地把门推开了。

3名服务员一见到刘洋顿时惊呆了，中间那位拿着手机的女孩慌了，把手机扔在了桌子上，其余两个人则羞得满脸通红，不敢抬头看这个平时关系还不错的经理。

“你们在干吗？”

“没、没干什么！”

看到她们慌张的表情，和手机里传出的微弱呻吟声，刘洋明白她们在看“不好的东西”，她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一会儿，其中一位个头矮小的四川女孩红着脸来到刘洋的办公室，低头小声说：“经理，我本来不想看的，但确实很好奇。”

在刘洋看来，这些女孩确实应该理解：她们从家乡来到陌生的大城市，为了生存拼命打工赚钱，她们不懂城市女孩“泡吧”、“慢摇”等休闲活动，也舍不得去消费。她们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极其匮乏，平常的娱乐就是和老乡聊天、逛大街。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在为数不多的喜欢看书的打工妹里，受欢迎程度最高的就是《知音》等情感类书刊。虽然年龄小，但其中涉及性的细节，常常让她们“心潮澎湃”。

刘洋觉得，这些打工妹比一般的城市女孩更加渴望感情的慰藉，情感几乎成为这些打工妹唯一的精神依托。

被利用的单纯

“真搞不懂这些表面看起来很单纯的女孩到底是开放还是无知！”在一家餐厅作中层主管的徐刚对此有些困惑。

刚从湖南老家来当服务员的小希就是让徐刚说不清的这种女孩。

不到18岁的小希看起来娇小、可爱，常常像孩子般顽皮，是餐厅里的开心果。一块儿工作的一个湖南小伙子爱和她开玩笑，一天，他们拿出手机，翻出下载的性爱图片让小希看。

小希第一次看这种图片，羞红了脸跑开了。可那幅图片的情景让她久久不能平静。

不久，餐厅里一位男厨师说喜欢小希，她说不清是否喜欢他，就答应了和他交往。几天后，他们发生了性关系，小希承认她很想尝试。

小希的妈妈知道后立即让两人回老家结婚，妈妈知道，不是处女的姑娘在农村很难找到好婆家。

这让小希难以理解：“我们只是觉得好玩才在一起的，没有想过结婚的事。”

徐刚发现这些女孩找男朋友基本上没有条件，一起打工的男性随便给她们点儿好处，如给她们买点儿东西，请她吃个饭，女孩就愿意和对方同居了。

一些男性打工者说，“这些女孩有点单纯过头了，纯粹是傻，一骗一个准！”

“较之男性农民工可以通过找小姐、看黄色录像、说黄色笑话等较为直接地发泄性欲的方式，女性农民工更多的是经受心理折磨。事实上，从性心理来说，男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旦女性从传统道德观念中挣脱出来，就容易违背性道德。”曾做过新疆农民工艾滋病现状调查的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吐尔文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