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成品油提价幅度之大为历次之最。按照政府调整资源价格的战略安排，为了实现油价“与国际接轨”，为了解决成品油与原油价格倒挂问题，成品油价格很可能会继续上调。对于涨价，私家车主固然叫苦连天，交通、电力等行业也立刻感受到涨价的冲击，这一冲击波会逐渐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中，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只有几家垄断石油公司会大赚其钱。

应当说，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是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所推动的，也是经济高增长带来的能源高消耗造成的，因为这种高增长又是重化工业的高增长推动的。吴敬琏先生一直在警告经济重型化的危险，但中国经济还是迅速走向重型化，甚至温州这样的地方也致力于推动重化工业发展。

出现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而至少从数字上看，这种增长模式确实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印度对比就可以看出这种模式的优势:1991年，中国与印度处于同一发展水平；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印度仅为700美元。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过去15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部分来自工业，工业占中国GDP的比例从42%上升到47%。而在印度，工业占GDP的比例基本稳定在28%，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则从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中国的这个比例仅为40%。更重要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为印度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大量收入较高的就业岗位，而这个中产阶级的消费则支持了印度的经济增长，私人消费目前占印度GDP的61%，远远超出中国的40%。

这种增长模式也带来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全面供应紧张，从而推动了国内资源价格上涨。因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行业基本都是能源和资源高耗型产业。强劲的中国需求不仅是推动石油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铁矿石等初级商品价格也都在市场上节节走高。

由于体制因素，新增资源需求主要来自于低效率的企业扩张，而企业的低效率也意味着，在全球资源价格上涨之后，第一个蒙受损失的就是中国自己。比如，在钢铁行业，国外钢铁企业的效率普遍高于国内企业，其产品也多走中高端路线，能够消化铁矿石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因而他们近日已经接受了铁矿石企业提出的今年矿石长期协议价格上浮19%的要求。而中国企业已经陷入亏损，无法承受进一步的涨价压力了。在能源领域，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从政府到企业以至普通民众都形成了应对能源高价冲击的健全机制与精神准备，而中国却没有。

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所遭遇到的资源瓶颈，并已采取措施试图降低资源消耗率。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说法，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其目的之一就是促使企业和私人节约能源。应当说，这种初衷是正确的，确实应当通过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在投资的时候慎重考虑资源约束，从而推动整个经济走出粗放式增长的陷阱。基于此，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石油价格完全接轨，也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企业真正致力于提高效率，而不是扩张产能。这既有利于形成一个正常的经济结构，让国民分享增长的好处，也有利于缓解全球资源供应紧张局势。

但这种理顺价格的做法依然遭到不少批评。合理的价格只能在大体处于竞争状态的市场秩序中，由那些具有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企业来发现。在形成这样的市场架构之前，政府调整成品油价格，从经济角度看，确实有助于降低资源消耗，但会被公众解读为一种刻意的财富再分配，即把其他行业的利润转移到垄断企业。这样的公众认知必然损害价格改革部门的权威。尤其是，垄断性结构导致石油企业本身低效率运转，因而从长远来看，它们也不可能向整个社会发出正确的能源价格信号。因此，有关部门一方面需要对公众作出更详尽的解释，另一方面也需要推进石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使石油价格的变化真正具有指向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