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全球粮食危机的“幕后黑手”

郑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叠加频发的极端天气，不断冲击全球粮食产供体系，全球粮食安全形势趋于恶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粮食危机已然发生，联合国更表示人类或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

全球粮食不安全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粮食产供体系进一步承压。全球粮食产量与消费量间长期呈“紧张平衡”状态。据美国农业部和国际谷物理事会公布的数据，2019/2020—2021/2022年度，全球谷物期末库存量与消费量之比逐年下降，不少国家需动用库存以支撑消费，谷物稳定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俄乌冲突叠加极端天气，加剧了全球粮食体系的脆弱。联合国粮农组织9月预计，2022年全球谷物产量同比下降1.4%，全球谷物库存量与消费量之比降至2013/2014年度以来的最低点。

粮价维持高位运行。3月，粮农组织全球食品价格指数高达159.7点，在2月破历史纪录基础上继续攀升；4—8月，该指数逐月下降，8月录得138点，但仍超此前2008年、2011年粮食危机时水平，更远高于1990—1999年的平均值66.3点。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粮食安全状况更新》中指出，全球范围内食品价格通胀居高不下，不容乐观。粮价上涨，对高度依赖粮食进口、食品花费在收入中占据较大份额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的打击最重，其经济、社会稳定承压。

粮食不安全人数不断增多。粮价高企、供应紧张，加剧饥饿和营养不良。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指出，全球面临突发性粮食不安全并需紧急粮食援助的人数继续以惊人速度增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增加到8.28亿人，世界与“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目标越来越远。

有关这场粮食危机的形成原因众说纷纭。然而不论哪种解释，都认为在全球粮食产供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掌控全球粮商资本和粮食交易市场的美国，难以免责。

一方面，粮商资本集聚，垄断全球粮食产业链。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粮食出口国，垄断全球大部分粮食交易的四大粮商中有三家为美国企业——ADM、邦吉、嘉吉。这三大跨国粮食巨头布局全球各主要粮食出口国（巴西、阿根廷），预先向其提供种子、农资，控制了粮食的生产、贸易，在全球粮食市场享有毋庸置疑的定价权。资本逐利，而美国是国际粮价上涨的最大受益人，与全球粮食危机趋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一年，邦吉股价涨幅超22%、ADM股价涨幅超44%，利润大涨。

另一方面，粮食定价金融化，引发粮价炒作。对涉粮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经营，已成为大宗商品对冲基金和国际投机交易部门的标配，而这些机构也是国际粮食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定价者。炒作粮食产量、能源价格、天气变化、运输风险等因素的涉粮金融衍生品投机交易，俨然成为引发全球粮价大幅震动的重要因素。

美国是全球大宗商品定价的中心，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拥有全球农产品定价权，纽约商品交易所提供全球种类最多的大宗商品合约，进一步覆盖农产品交易。美国资本市场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向粮价传导。疫情之下，美国先是大幅放水，致大量资本涌入粮食期货交易，推高粮价；现在美联储不断冲破加息预期，更引发市场恐慌，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流出，这些国家汇率贬值，购粮困境加剧。

生物燃料因素不容小觑。美国专家早在2014年就分析称，生物燃料因素贡献75%的粮价上涨；当前，美国生物燃料耗粮量巨大（2021年/2022年度约占其粮食总消耗量的半数），激进能源转型，或将进一步推高生物燃料需求，加剧粮食供应紧张、推涨价格。近日，拜登政府在新签署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中，进一步延长了生物燃料的税收抵免；美国政府还要求炼油厂增加玉米基乙醇等生物燃料的使用；并宣布6—9月开放高乙醇含量(15%)汽油销售（此前美国大部分地区出售的汽油中乙醇占比约为10%），以控制油价。美国此举将影响其对外出口玉米、大豆等农产品，无异于让本就供求紧张的全球粮食市场雪上加霜。

鉴于全球粮食危机已然到来，各国和国际社会需放眼长远、全面考虑、谋求应对。不仅每个国家要重构和完善本国的粮食供给系统，使其保持韧性；而且国际社会需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构建可持续的全球粮食安全架构。希望美国从全人类利益出发，切实提供粮食援助，应对全球性粮食危机，使人类安全获得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