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科技强国的科技评价制度需要科技体制的结构性变革

科技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列科技评价异化的种种表现之后，我们需要从根源上深入剖析科技评价的异化，需要从现有体制出现的问题中寻求原因。

科技资源配置过度竞争化

从 40 多年科技体制的变化看，1985 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入手点主要是对从事不同类型工作的研究机构实行不同的拨款办法和管理办法，逐步减少事业费拨款，加大对项目的资助。从此以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主体思路突出表现为以竞争性经费取代了很大部分的计划拨款。国家陆续出台各种科技计划，科技人员通过竞争方式获得项目经费资助，并以此开展科研活动。直至新出台的“五类科技计划”举措，仍然保持了这一改革主线。

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是美国的 40％，但是从事科学活动的研究人员却是美国的 120％。该数据表明“研究人员与经费资源严重不匹配”的问题依然突出，“竞争性经费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仍然是这么多年科技体制改革的主线。这也再次验证了学术界争论了 30 多年的“评价标准对资源分配是有用的，什么样的资源分配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评价标准”这个焦点问题。所以说，现有科技体制导致评价出现异化现象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度竞争化问题，即我国目前科学活动经费和研究人员的“马尔萨斯陷阱”。

显然，竞争性经费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促进了当今“利益驱动型”评价的泛滥，并由这种评价带来“科研导向”出现了偏差——以争取经费为目标的科研活动，而不是以“问题导向”的高质量科研为己任。包括发论文，争“帽子”，很大程度上与争取更多的经费有关，而不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竞争性经费指挥棒也导致“科研生态”受到破坏，“一拥而上”与“无人问津”共存。

科技评价过度行政化

当前我国科技资源（经费＋项目）的 80％ 来自于政府，而“谁的资源谁评价”的原则就决定了政府采取简单量化、工程管理的评价方式。该评价方式成为学术浮夸的“催化剂”，其完全忽视了人作为智力资源的独特性、探索性和创造性。这就反映出，现有科技体制导致评价出现异化现象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过度行政化、简单化问题。

由于我们缺乏一个自律感较强的科学共同体与科学文化，再加上这些年科技评价体系中的行政化思维，导致对科研活动管理没有形成一套得到公认的、有效的制度工具。不仅缺乏对成果做出有效的判断，甚至过多盲目对国外同行的严重依赖，不能很好地对成果进行评价和转化，更缺乏原创成果。所以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科技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科技评价体系难以改善。

为了解决上述深层次的问题，2018 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强化科研项目绩效评价，以科技创新贡献、绩效为导向，重结果重质量、绩效分类评价，突出代表性成果和项目实施效果评价^［13］；2018 年 10 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发布，五部门将联手开展清理“四唯”专项行动。

然而，一旦现行的评价标准和工具被弱化甚至被取消后，在顺应科技发展规律变化、回归科技评价本源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改革现有科技体制重新支撑有效的评价机制，是改革过程中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推动支撑科技评价的科技体制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