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喜迎新时代  祝愿春常在

全国科学大会距今已有 40 年了，当时 20 岁的青年也已步入退休年龄，现在的中青年知道这件事的恐怕为数不多了。但这确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正是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思想上重新获得解放，我国的科学事业迎来了一个春天。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这次大会是华国锋同志倡议召开的。华国锋同志比较重视科技，他在湖南工作时，当地的四级农科网搞得有声有色，是为科学种田而作的大规模科学普及和技术推广的工作。在全国有重要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在“文革”中遭受重创，民生凋敝，人心思变。为了把濒临崩溃的经济搞上去，需要依靠科技，需要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因此华国锋同志提出要开这样一个大会，内容主要是奖励一批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同时制订科技发展长期规划。要求在全国大造声势，把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且规模上（5 000 余人）也是空前的。当时的声势确实很大。各省市都是第一或第二把手抓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的传达一直到县级，而且都是几千上万人的大会，有的甚至是几万人的广播大会。

有一件事当时大家没有太注意，即在经华国锋同志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筹备科学大会的通知》中，已经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很可惜，这个思想没有在他的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现，而是又恢复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上。

这次大会确实鼓舞人。长期以来，多是科技人员站在批判大会上，而这次他们站到了领奖台上。但是，如果只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式的场面，而不否定“文革”的极“左”路线，科技人员势难获得真正的解放。枷锁未除，身份依旧，跪着革命是不行的，跪着搞科技又怎么可能？这就必然要提到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的重大意义了。

人们印象最深而且极为重要的是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的两个观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两个观点现在可说已是常识，而在当时却如春雷、如甘霖，许多科技人员为之激动得泪流满面。因为有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就把过去的许许多多的“紧箍咒”（诸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苗子、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封建主义的“土围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等）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知识分子蒙羞忍辱的日子可望结束了！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则把那些愚昧无知的种种谬论（诸如：我国的科技是拾外国人的牙慧，是在外国人的文献缝里找课题；科研机构是象牙之塔，要拆墙填沟、开门办所；过去的科技工作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予以彻底否定。

知识分子政策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对科技工作一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1956 年，张劲夫同志初到中科院工作时，曾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机宜，总理告以必须重视这两个问题。果然，此后 20 多年中在这两个问题上折腾来折腾去，而在这过程中许多人碰得头破血流。

其实，这两个观点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曾被提出，尔后几经反复，直到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才又重见天日，可谓路漫漫兮。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观点，1956 年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当时，周恩来同志说：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以及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否定了这个估计。1962年广州会议，以及接着在二届三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又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陈毅同志还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②。但又再次被否定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马克思早就有过表述。20 世纪 50 年代，据说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后来毛泽东同志表示不记得说过此话，此事可存疑）。但是，60 年代后半期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社教”“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把政治思想革命提到第一位，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四人帮”更是把科学技术的作用贬低到了荒谬的程度，甚至对科技也要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欢欣鼓舞。著名物理冶金学家、1955 年被选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李薰同志认为，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说出了自己多年来想说而不敢说也说不清楚的话。李薰同志说：“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影响是深远的。‘四人帮’鼓吹科学技术是上层建筑，就是为了制造思想混乱，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农与知识分子的联盟。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学技术的同志当然是劳动者，这是消除‘四人帮’制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对立，加强劳动人民团结的有力思想武器。”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被选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的冯德培同志说：“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两位先生的话，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