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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作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的美国对全球经济和政策走向影响深远,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例会进一步明确加息和缩表的政策选项,全球主要央行也开始显露收紧信号,全球货币政策或将退出量化宽松步入正常化进程。
在中美两个增长引擎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明显。根据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7年,在包括俄罗斯和巴西在内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实现复苏的支持下,全球增长将加快到3.4%。而经合组织对未来经济活动的评估也较乐观,认为2017年全球经济将出现适度反弹,改变2016年增长乏力的态势,这是央行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基础和前提。
国际清算银行(BIS)行长卡鲁阿纳近日表示,主要央行应准备让货币政策正常化,因通缩风险几乎已从这些经济体中消失,且经济增长正在回温。事实上,当前,全球央行一味扩大量化宽松QE规模的做法正备受诟病。一方面各国央行向市场投入巨额QE资金,却没有提振全球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持续膨胀的QE资金不断推高股市债市估值,引发金融资产泡沫风险。特别是负利率政策不同程度地压缩银行业的利润空间,令各个市场参与者担忧金融业危机风雨欲来。
从美联储的政策立场上看,特朗普执政后,其中长期政策取向目前被广泛认为可能更为激进,但就目前而言,美国经济基本面延续复苏态势,经济接近充分就业(失业率骤降至4.5%,刷新10年低位)通胀持续走高。在美国基本面复苏为缩表提供支撑的背景之下,为了防止再次陷入“格林斯潘利率之谜”并使收益率曲线自然陡峭化,缩表势在必行。历史上美联储曾经经历过多次缩表,不管是早期的1920-1930年、1949年前后、1953-1960年,还是21世纪以来的2000年期间和2009年期间,美联储都不同程度地缩减过资产负债表规模。目前美联储资产持有规模约为4.6万亿美元,五年后约可将资产负债表瘦身1.35万亿美元。鉴于美联储的负债端以及美国财政部的负债端实际上都是抽走市场美元流动性的渠道,这相当于美联储压缩自己的负债(准备金),势必会改变一直以来的“准备金过剩”的趋势。因此,流动性冲击的风险不排除会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显露。
一向对量化宽松政策持有激进态度的日本央行也一改无下限宽松政策的立场。日本央行明确表示,目前,日本通胀还未达到2%的目标,但正在摆脱物价下降通货紧缩的情况。一旦达到政策目标,日本央行就可以退出宽松政策,其中上调超额准备金利率以及缩减资产负债表将是考虑退出策略的首要方式。
尽管欧洲央行3月议息后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但一季度欧元区通胀率将接近2%的目标,已经基本消除通缩风险。近期根据多家金融机构预测,欧洲央行很可能在2017年5月QE购债计划结束前减少购买额度,将每月QE购债规模减少100亿欧元。目前,欧洲央行每月购买800亿欧元欧洲企业与政府债券。巴克莱更是推测欧洲央行可能提前行动,将每月QE购债规模先由800亿欧元减少至600亿-700亿欧元,再往每月购买200亿欧元的目标逐步前进。
事实上,除了全球通缩风险减缓和经济处于复苏周期之外,还有美国作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的重要影响。在美联储逐渐货币政策正常化之际,欧洲央行与日本央行的购债行为一直在支撑美国债券市场。随着经济数据向好,欧洲与日本国债逐渐脱离负收益率,美联储计划缩表导致投向美国的来自欧洲与日本的资金可能将持续回流本国,这也大大压缩了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持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空间。
全球货币政策完全协调是极其困难的,但是长期分化也是很难实现的,尽管各国经济复苏周期不同,金融周期不同步,但是货币政策分化所导致的资本收益率之差势必导致大量套利活动的产生,最终势必导致新兴市场货币政策立场的逐步趋同与跟进。近期,澳大利亚央行已经表示收回宽松货币政策,并开启加息进程。印度央行最新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将货币政策立场从先前的“宽松”转变为“中性”,这是该行自2015年6月以来首次改变货币政策立场。货币政策立场转变主要是因为诸多迹象表明“废钞令”已对印度经济产生较大影响。而在3月底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上,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指出,“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本轮政策周期已经接近尾声”。
美联储缩表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央行开始逐步回归常态化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呈现边际收紧,可能对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构成负面冲击,而部分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本币贬值、资本流出金融波动性上升等多重风险。《新兴经济体发展报告》指出,新兴11国(E11)总体经济增长率为4.4%,比全球平均增速高出1.3个百分点,也远高于七国集团的经济增长率。但与此同时,部分国家经济形势仍在恶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脆弱性也在不断提高。在全球货币政策回归以及“黑天鹅事件”频出的过程中,那些短期外债率高、经常账户和财政“双赤字”,以及资源型出口型经济体等易受到冲击。彭博数据显示,MSCI新兴市场指数相关的空头合约近日达到2016年10月来的最高水平,反映资金对新兴市场的疑虑日益加重。因此,在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面临拐点的大背景下,防控可能发生的溢出性金融风险必须是目前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变量,并纳入全球宏观审慎政策的框架之中考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