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需求侧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记者 袁放) 2月18日，“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中国经济新平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在“通过改革与创新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新平衡”单元中发表了主旨演讲。

余斌认为，过去金融与实体经济大体上是平衡的，后来二者出现了失衡，所以需要通过改革、通过创新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谈及为什么金融和实体经济会出现失衡？“这当中金融领域一定存在问题，但我认为二者失衡的更重要原因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盈利水平大幅度滑坡，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风险不断暴露，必然会导致资金、资本的脱实向虚，必然带来二者失衡。”余斌说，资本是逐利，是规避风险的。但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盈利水平下降，风险不断暴露的时候，资金的脱实向虚就不可避免。

需求侧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他表示，在高速增长阶段，需求和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大体是平衡的。问题是当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需求侧快速变化，供给难以适应，由此导致今天实际经济面临如此之多的困难。需求侧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投资上，投资占比最大的是制造业，加入WTO这十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增长是30%，2012年以后制造业投资增长快速下降，2015年增幅只有8.1%，2016年增幅只有4.2%，制造业投资增长是一个大幅度滑坡的趋势。占比第二大的是房地产，2000-2013年这14年，中国房房地产开发年投资增长是24%，2015年增幅只有1%，去年是6.9%，和高速增长阶段相比下降的幅度是惊人的。房地产从过去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所以面临去库存的压力，投资增长大幅度下降。

在整个投资当中占比很高的还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过去是1/5，现在上升到1/4左右。“基础设施投资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基础设施投资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提供稳定的投资回报。还有一类基础设施没有经济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余斌说，当经济增速大幅度滑坡，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下降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下降就不可避免。正是由于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持续下降，所以导致整体投资的增长从过去20%以上下降到去年8.1%，需求侧中投资的增长大幅度滑坡。

余斌还提到，在出口增长中，加入WTO的十年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对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两年以人民币计算，中国出口增长2015年负增长7%，2016年负增长2%，出口的增长是大幅度下降。除此之外，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后果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下降，收入增长下降导致消费的增长也出现逐年回落的趋势。

余斌说，需求侧所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可以把它概括为三方面：

1.需求扩张的步伐明显放缓。余斌介绍，当需求的增长明显放缓之后与高速增长相适应的供给必然会出现数量上的过剩，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供给侧是能够支撑10%以上的经济增长，当需求侧的增长大幅度下降以后必然在供给侧表现为普遍的、量的过剩。

2.三大需求的内部结构出现变化。余斌表示，原来中国经济增长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当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以后，这才有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提高。消费的增长也是下降的，但是相对于投资和出口来说，消费下降的步伐相对缓慢，所以占的比重相对较高。从供给侧角度讲，当投资和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以后，与其直接关联的供给必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余斌说，北部地区是中国能源、资源产业密集的地区。当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和出口的时候，整个经济增长对能源和资源的依赖程度是大幅度提高的，能源和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带动这些产业比较密集的北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当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以后，经济发展对能源、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明显减轻，能源和资源产业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这些产业比较密集的北方地区必然会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3.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余斌介绍说，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消费的特点出现变化。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重在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来满足需求。“过去只要有农产品，能买到东西，吃饱饭就很满足。现在要求优质的农产品供给，消费的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的态势非常明显。当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时候，我们传统的、低端的供给就很难顺利地实现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