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在阿拉木图（附珍贵历史照片）

1996年初，我受命到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的大使馆工作，来到这个与祖国西北边陲接壤，对我来说还带着一层神秘面纱的中亚大城市。

阿拉木图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天山北麓外阿莱山（中国称外伊犁山）脚下的丘陵地带，以盛产苹果著称，“阿拉木图”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苹果城。这个城市历史悠久，古代中国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就经过这里。１９９１年１２月苏联解体后，它成为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被天山山脉三面环绕，阿莱山脉雪顶高耸入云，山顶积雪四季不化，成为城市宏伟壮观的天然屏障，形成一个冬暖夏凉的小气候区。市区布局有些像北京，大街小巷横平竖直，若是在夏季，满目苍翠，宽阔平坦的林荫道四通八达，还有雪山流淌穿越城市形成的溪流和喷泉，一年四季空气清新，沁人心脾，不愧是中亚地区最美的一座城市。

在市中心潘菲洛夫近卫军28勇士纪念公园的北门是果戈理大街，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文化部设在临街一幢古朴典雅的欧式楼房里。我到任的第一个星期，就登门拜会文化部外事局局长依普拉基莫娃•塔玛拉，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妇女，举手投足落落大方，讲一口纯正的俄语。我的俄语也不错，还是莫斯科标准口音。语言的力量很神奇，在说上几句问候和自我介绍的话后，就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她听说我来自北京，来自中国文化部，第一句话就说，您是我的同行，来自伟大的中国，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会合作得很愉快；如果您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我会尽全力帮助您（在俄语习惯中对第一次见面或不大熟悉的人称“您”）。没说几句话就能感到，她对中国很友好，还是位十分干练的人，没有多余话，没有客套，说话直奔主题。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像是官员，使人感到亲切，话语中传递的是纯洁的情感。“我在文化部工作多年，上上下下都熟悉，您想认识谁我都可以帮您引荐。”她的这个态度对我初来乍到的人有种亲切感，而且对我太重要了，因为能在最短的时间认识更多的人，对开展外交工作将会十分便利。从此，塔玛拉就成为我交往最早、最多、最深的人。后来在她的安排下，我很快认识了部长、副部长、几个主要专业管理局的局长，以及直属文化部单位的领导，就连哈国一些很有名望的艺术家、音乐家、博物馆专家也认识了一大批，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该国国家歌舞团的团长格力戈理，便是我在哈国工作时，通过塔玛拉结交的一位好朋友。他为人厚道、热情，对我这个塔玛拉的朋友更是一见如故，亲切有加。一次他邀请我去观看他们团新排练的节目。因为很快就要到中国去巡演了，他希望我帮助把把关，于是我就应邀去看了这场专门为访华巡演打造的歌舞演出。应该说，节目总体水平还是不错的，可以从整场节目中感受到歌舞团希望传递的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但是其中有个节目《鼓舞》，却让人感到怪怪的：演员身着朝鲜族服装，但腰间挎的却是我国西北地区的腰鼓，这说明他们对中国这个拥有56个不同民族的国度里，汉族腰鼓和鲜族长鼓的区别不了解；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每个男演员都戴着一个瓜皮帽，系着一条长辫子。看完节目后，格力戈理征求我的看法。我问，“你们演的是中国哪个朝代的鼓舞？”，他说，“就是现代的”。我对他半开玩笑地说，“你看我留辫子吗？”，他满脸狐疑地问，“那什麽时候带辫子？”。我于是向他解释道，“中国男人只有在清代时留辫子，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后辫子也都革掉了”。他恍然大悟，连连道歉。随后，他们按照我提供的剧照，将男演员的服装重新赶制出来。在他们访华巡演的一个多月里，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

说话间到了五月份，阿拉木图已经披上了绚丽多彩的外衣，五颜六色盛开的鲜花和茵茵绿草、苍翠松柏把城市装点得格外美丽动人。一天，大使和政务参赞找我谈工作。“国内来通知，今年7月份江主席要来访问，海嘉你考虑一下，在江主席率代表团来前是否能营造些气氛？”陈棣大使和王开文参赞一直对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需要什么条件你就尽管提出来，我们全力支持你。”有了他们的话，我立即着手清点地下库房中的“宝”。累出一身臭汗，找出一批还未开箱的工艺品，宝贝还真不少，有瓷器、漆雕、木雕、贝雕、石雕、景泰蓝和牙雕等十几个品种，近两百件展品；我把使馆宴会厅颇具中国特色的折叠屏风、近两米高的一对青花瓷瓶和织有天坛图案的挂毯，以及大使办公室搜刮来的大幅双面苏绣都收入囊中；为了展示中国文化，我特意用书法写了一首诗《丝路颂》：天山白雪映绯霞，劲草翠叶争春发；驼径千古变通途，丝路侧畔开新花。我请陈大使也写了首诗《贺中哈文化交流》：伊利河水系人心，文化交流传友情；天山松柏青常在，两国友谊深万代。在国内学过裱字画的技术也派上用场，把大使的诗用绫子裱装，就用它做展览前言；再加上十几套制作精良的大型图片有三、四百幅，我的《中国文化展》雏形就出来了。

找到塔玛拉，说明来意，她一边为我沏咖啡一边兴奋地对我说，这是哈中两国间的一件大事，很有意义，我第一次见你时说的话现在就应验了，我来帮你联系展览场地（这时她已经开始用“你”称呼，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比较密切，更加亲切）。一个电话打到国家博物馆，帮我约好与馆长见面的时间。国家博物馆在市中心广场对面，十几分钟后我已驱车赶到。馆长鸠谢宾诺娃带着副馆长和助手如迎贵宾般把我请进办公室。“塔玛拉是我的好朋友，您是她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能和中国大使馆共同举办展览是我和同事们的最大荣幸，您不必担心，一切都会非常顺利。”她把展览安排在大厅和一楼、二楼，有一千多平方米的展览面积。为了赶时间，她动员了包括文化部长夫人在内的十几位专家和工作人员，周末不休息，终于在6月14日展览一切就绪。总统府离博物馆只有几分钟的车程，我们举办展览的事惊动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总统府来电话说，总统要过来看展览，请通知使馆和大使。反应如此迅速，让我们始料不及。塔玛拉带着文化部长急忙赶过来。陈棣大使的车和总统车队几乎同时来到博物馆，在大使的陪同下，总统饶有兴致，仔细地参观了展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中国文化展》表达了高度关切，他对大使和闻风赶来的记者们说，展览会是发展两个邻国友好关系的文化桥梁，展品虽然少了些，但现在举办展览意义重大，哈中两国是友好邻邦，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即将访哈，我热切期待江主席来访，准备邀请他到这里参观，希望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7月6日，两国领导人再次步入展厅，此是后话。文化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别说是对大使，对我这个文化官员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办完展览大使问到我，要给博物馆付多少钱，我说人家只要一百美元，是对加班人员的补贴。一百美元办了一场两国元首出席参观的展览，现在说给谁也不会相信。但是我心里清楚，塔玛拉在其中发挥了鲜为人知的重要作用。为了庆祝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塔玛拉和她的助手特意在我《丝路颂》的诗前与我合影留念。我们之间的情感日益加深，不但称呼“你”，还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如果几日没见面总要打个电话传递问候。

这年的冬季格外寒冷，几场大雪过后，阿拉木图已被厚厚的积雪包裹得严严实实。树枝被积雪压弯，不时有断枝连着雪块坠落到地面。室外温度到达零下三十几度，即使穿着厚厚的羽绒大衣，也会感到寒气逼人。由于苏联解体带来的影响，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遭到了破坏性冲击。经济发展停滞、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无力，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仅阻碍着综合国力的发展，也严重威胁着新生独立国家的主权巩固与社会安定，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迈开独立的步伐，迎接着寒冬的考验。那时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美元。不时传来有人病倒的消息。我那时写了一首诗《观雪》：天低云黑（he）风骤然，鹅羽漫卷地如毡；故园墙内万家暖，他乡窗外千户寒。那几年哈国政府人员调动频繁，在政府部门实行一种从未听说过的“干部聘任制度”：每年年底从上到下各级干部先要“自动辞职”，然后再由新的领导“重新聘用”，在“重新聘用”的过程中淘汰不称职的干部。到了年底使馆的事情很多，有段时间没和塔玛拉联系。再打电话被告知她生病在家里休息。我把电话打到家里，听她说话有气无力，告诉我是重感冒，还在发烧。我问她是否吃过药，才知道医院根本没有药，大街小巷的药房也都“断顿”了，无法买到需要的药品。我向大使汇报了情况，立即开车回家取药（那可是我爱人在出国前为我准备的“战备药”），在商店购买牛肉、水果、蔬菜和新鲜牛奶，小心翼翼驶过冰冻的大街小巷来到她家。当她打开门看到我拎着大包小包的食物、药品时，泪水在她苍白、憔悴的面颊流淌。她神情抑郁十分伤心，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欲言又止只顾落泪。待她稍稍平静，我才了解到，她在年底“自动辞职”后一直没有“重新聘用”的消息；我也第一次从她嘴里知道，丈夫与她离异多年，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正在读大学；原本不多的工资在“自动辞职”期被停发，家里几近“断顿”。按中医的说法这叫“急火攻心”，再感外寒，没有不发烧的。让她服药后我对她说，中国有个先哲名叫老子，他的哲学思想认为：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附，比喻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可以互相转变；就像你现在生病是件坏事，但通过生病你可以获得更强的免疫能力……。我们谈论了许久，能够感到她被疾病和心病折磨的心绪在恢复，脸上浮出往日的笑容，还跟我开起玩笑“海嘉，真没想到，你原来还是个哲学家”。临走时我把身上的钱都留给了她。“海嘉，我的年纪比你大，我想认你做弟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从此，我们就姐弟相称，我也有了个哈萨克斯坦的姐姐。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她的电话，“我的好兄弟，你的哲学预言应验了，我现在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我要再次感谢你，帮助姐姐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跨越国界的姐弟情谊日益加深，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