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推进领导思维从革命走向执政

四、邓小平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凸显执政思维

历史地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有三个特点:一是以社会革命及其要求的革命性分析为出发点；二是以阶级斗争思维为认识工具；三是以马克思主义者标准严格要求和培养。相应地，邓小平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也有三个特点：一是以社会现代化及其要求的社会动力认识为出发点；二是以领导建设和改革的执政思维为理论范式；三是突出强调知识分子要服务人民同时反对精神污染。这是革命叙事与执政旋律的重大区别。

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划分革命阵营、制定革命策略、夺取革命胜利。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清醒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的历史新任务，但领导思维和方式却没有及时走出“革命”定势。 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明确标志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转移。但是，这种历史转折却被置于“不断革命”的惯性思维中，仍然采用了阶级斗争的形式，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都陷于不破不立、以破代立、大破大立之中，没有取得应有进步。

邓小平在第三次复起后，转换成建设者的执政思维，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的任务。1983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一手抓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手抓意识形态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邓小平执政战略的两个支点。基于前者，知识分子成为国家主人翁和建设主力军；基于后者，邓小平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意识形态建设和知识分子管理纳入法治化、制度化、正规化轨道。这后者，既是最鲜明地彰显出领导思维和领导方式的转变，也回应了毛泽东晚年面向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文化革命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思考。

邓小平认为，精神污染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大的风险”。他反复告诫，在实现现代化整个过程中，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一以贯之。一是牢牢把握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政治底线。二是“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三是在重大原则是非面前要开展正面的理论斗争，“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四是建设好执政党，防止党内出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五是面向知识分子，政治要求要宽容、政治纪律要严明、政治领导要积极。此前，“我们往往总是习惯于按照‘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使用知识分子，显然这是不全面的。”从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执政要求出发，邓小平提出“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但是，这不等于放松了政治纪律。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有的需要有适当的惩处。但不要强调惩处，要强调帮助，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帮助他们进步”。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作者：陈锋  文化部监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