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减速 "定向调控"成宏观调控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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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三期叠加”意味着我国经济运行要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是“换挡”而不是“失速”，是“阵痛”而不是“羸弱”，是“消化”而不是“梗阻”。
一、中国经济减速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内在规律使然
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长速度逐步回落，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轨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当前，我国经济由长达30多年的高速发展阶段转向中高速发展阶段，这已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从供给因素看，我国人口红利减弱，资本效率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进而导致我国潜在增长水平下降；从需求因素看，产能过剩导致投资需求缩减，入世红利递减导致出口增速回落。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专家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在6%-8%之间。
第一，金融危机冲击成为我国经济减速的重要外部性因素。2008年，以次贷危机为先导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呈现断崖式下跌，美国连续衰退，时至今日仍未形成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欧洲经济长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难以摆脱低迷走势，新兴经济体普遍减速，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形成显著冲击。受全球经济减速、需求下滑、贸易不振、风险上升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走势。危机后，中国经济GDP增速无论是季度还是年度都出现大幅回落。 2007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达到14 .8%的高峰，今年上半年回落到7.4%，最低季度增速到达了6.6%。年度增速从2007年14.2%回落到2013年7.7%，下降6.5个百分点。
第二，生产要素情况发生改变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改革开放至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达到10%左右，近几年，经济增速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8-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已经进入换挡期。导致中国经济“换挡”的重要因素是生产要素基本面发生变化。首先，我国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相当长时期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步减退。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主要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人口红利消退，意味着劳动成本将不断提升，财政负担由于人口老龄化逐步上升，劳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下降。其次，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也对GDP增速造成影响。1978至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实际年均增速14.1%，高出GDP增速4.3个百分点。高投资必然带来高资本积累，1978至2013年我国资本存量年均实际增速为11.8%，是我国过去三十余年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但是时至今日，由于我国大部分产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继续扩大投资，只能加剧过剩产能，投资的边际效益出现严重递减，靠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拉动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第三，产业结构强制性调整带来“结构调整的阵痛”。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形成的大部分产能不仅仅配置中国市场，更多的是面向海外市场进行配置。在前期高速发展阶段，我国重化工业加速扩张，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一大批“两高一资”型产业形成了庞大产能。当前，世界需求放缓，国内需求不旺，产能过剩问题集中显露。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已从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另一方面，过剩行业的投资表现为现有水平的重复投资，新的中低端产能继续积累，导致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产品没有市场与销路，企业利润显著下滑，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困难，部分企业被迫破产倒闭。产业体系的形成并非一日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与落后产能淘汰也难以一蹴而就。这一过程将是长期而艰难的。
第四，应对金融危机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滞后影响需要逐步“消化”。受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显著下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为保持一定经济增速均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国也在投资、产业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有效刺激政策。非常时期的非常规政策实施，短期内快速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程度，深化了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2011年开始，我国进入对于前期强力刺激政策消化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减慢，“去产能”难度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所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