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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创立者,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曾经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文化思想,其主题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重温这些理论观点和思想,接受其中的启迪,对于正确透视各种的文化思潮,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能动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最早见于马克思关于“文化”的一些思想认识,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中也有些涉及。马克思关于文化的涵义有两种:文化在广义上指文明;更多情况下是狭义地指知识,有时简约为意识形态。后者是精神性的,为物质生产生活所制约,其地位由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引申可知。
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演进,分析人类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结构,从而认识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石之上的,并随之发展而发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其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后来,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五项因素公式”,他说:“如果我们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的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些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历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考验,列宁深有感触地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的生活。”在这里,列宁把文化资源与政治经济制度区别开来,强调了文化的历史性及其成分有机性,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内在规律性。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为文化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即文化是社会经济政治的能动反映。依据唯物史观,给文化做出一个科学的界定,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人们获得了认识各种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逻辑。这就是,通过把社会关系上升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的总和归结为经济基础,并且把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归结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从而把人们认识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现象置于唯物主义的框架之中。
毛泽东给文化一个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界定,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论的基础。在此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未明确回答什么是“文化”,而不少非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家,又往往把由人类发生的所有社会现象统统看成是文化现象,把人类社会发展史看成是文化史。后者包含唯心主义色彩的文化观,混淆了社会和文化的区分,甚至主张思想意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颠倒了社会结构的本来次序,掩盖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因。毛泽东给文化范畴以科学的明确界定,克服了生活实践中上述理论困境,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从而建构了新的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活的框架——“政治、经济、文化”,确立了以这样的三分框架来认识和分析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方法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是运用这样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整个社会及其发展,将整个社会划分成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现和分析解决各自领域的矛盾及其关系,推动整个社会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
当然,毛泽东对文化的界定并非完美。例如“文化”究竟包含哪些成分,他一直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检索毛泽东这方面的言论,我们发现他认为文化主要指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还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科学技术。但总体看来,他在这一方面的表述不清晰、不具体。又由于毛泽东对文化的不同成分了解程度有差异,对这些成分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其形式估计不完全准确,对文化不同成分的有机整合与整体把握也不够完善,从而造成了他对国家科教现代化重视不足,对知识分子工作出现误差。在晚年,毛泽东还把文化约略成意识形态,甚至将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的斗争链接在一起,成为其领导事业的主要关注点越来越偏移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