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１０年来，环保民间组织在我国环境保护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保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和世界环境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编者按：作为一种新型的环保管理手段，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环境保护的先决条件，也成为国际上进行环境监控和管理的一个趋势。目前，世界上已有５０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相当完备的信息公开法律，而我国尚处空白。从这个层面上看，并不起眼的民间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站的开通有着特殊的意义。“从环境信息公开做起，首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知情权带来的互动，让污染企业在市场中遭到惩罚，而负责任的企业会做得更好。”网站创办者马军的初衷和追求，正击中了我国当前环保工作的软肋。

环保第三方力量将首度聚会

国际一般称民间组织为ＮＧＯ（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定义为“志愿性的以非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环保民间组织是以环境保护为主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具有行政权利并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性服务的民间组织。

转折背景下的首次聚会

下周，５００多名来自我国各个环保社团的代表，将在北京举办年会。这在我国环保ＮＧＯ（环保民间组织）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尚属首次。

截至２００５年底，我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２７６８家，其中，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环保组织１３８２家，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民间组织２０２家，学生环保社团及联合体１１１６家，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大陆机构６８家。

在这几千家中，有许多社团，它们所组织倡导的活动，早已为我们所熟知。如“自然之友”、“绿色江河”、“北京地球村”以及“２６度空调行动”、“保护母亲河行动”。

年会的组织者，是去年才刚刚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虽然同样属于民间组织，但由于其国务院批准、环保总局主管的背景，因此也被称为“官方ＮＧＯ”。

“我们原计划是搞一个环保民间组织的先进事迹报告会。但收到的反映说，这样的话官方味道太浓，和社团组织不是很吻合。这才决定以年会的形式召开，主要是交流探讨，先进集体和个人事迹只是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大家。”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李恒远告诉记者。

李恒远还告诉记者，这个民间会议受到有关部门重视，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民政部、外交部、农业部、发改委、林业局等１０多个部委局的领导同志都将出席。环保总局周生贤局长也会做有分量的演讲。“主席台肯定坐不下，只能在下面铺张台布、放个茶杯将就了。”李恒远笑着说。

据透露，本次环保ＮＧＯ年会，除了交流环保社团本身该如何发展，还要商讨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如何在环保工作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李恒远说：“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的召开，松花江污染等重大环境事件的影响，‘十一五’环境规划实施的艰巨，以及国家对公众参与环保的明确要求，都将使今年成为我国环境事业不同寻常的转折年。这就是本次环保ＮＧＯ年会的背景。”

不可或缺的第三方力量

“我国的环保民间组织发展很快，贡献很大，已经成为我国环境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李恒远说。

宣传教育是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开展的最普遍的工作。此外，扶贫解困发展绿色经济，关注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也是一些环保民间组织长期致力的工作。而作为一种民间力量，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责任开展社会监督，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２００２年，重庆市决定在主城区建３０万千瓦燃煤发电厂，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组织市民召开研讨会，建议政府停止这项以牺牲重庆市主城区空气环境为代价的工程。２００３年底，重庆市政府停建该工程。２００５年全社会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事件，不仅由国家环保总局叫停了这个工程，而且最终推动了《推进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办法》出台。李恒远说：“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环保社团的作用尤值得称赞。比如‘自然之友’对滇金丝猴、对藏羚羊的保护，南京环保社团‘绿石’对中华虎凤蝶的保护。这些社团所具有的敏锐性和前瞻性，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在早期可以说是填补了政府的空白。”

环保ＮＧＯ也要可持续发展

去年，由于经费不足，超过６０％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９６％的全职人员薪酬在当地属中等收入以下水平，其中４３．９％的全职人员基本没有薪酬。

然而，经费不足，只是众多环保ＮＧＯ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

“首要是认识问题。有些政府部门对环保社团的作用缺乏正确认识，存在‘怕添乱、怕麻烦’以及重管理轻发展，重限制轻扶持的思想，怕被监督，总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些企业担心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监督力量的增大，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而公众对环保民间组织的了解不够，志愿服务的意识还很淡薄。这造成环保社团在活动、人才、资金等方面面临重重阻力。”李恒远说。

在经费问题上，相对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资助极少；而社会公益捐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一些企业长期使用国家的环境资源能源，而发展起来以后，对怎样回报社会，怎样体现社会责任感却没有相应的意识。

“环保民间组织的另外一个障碍，就是政府环境信息的公开做得很不够。国家已经明确了公众参与环保的法律地位，而公众参与却没有一个准确的信息渠道。企业的排污情况、水质情况、饮用水水源地情况、企业排污情况已经对百姓有影响的环境信息不公开。环保民间组织社团是最大的公众参与的力量，没有信息来源，就谈不上有效参与。”李恒远告诉记者。（王海 陈明磊）

聚焦：走近首个民间环保数据库

“中国水污染地图”

用户点击电子地图，可检索全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３００家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包括超标排放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信息。这个网站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让污染企业现形，促使排污企业承担起环保责任。

９月１４日，中国民间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ｅ．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ｅｘ．ｊｓｐ)开通使用。承担该数据库建设的是一个成立不久的环保民间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叫马军。

马军告诉记者，水污染地图设置了３类数据：水质信息、排污信息、污染信息。水质信息包括地表水、主要河流、主要湖泊、地下水、近海海域的水质综述；排污信息包括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生活废水排放、重点陆源入海排污、面源污染排放综述；污染信息包括不达标企业名单、不达标污水处理厂名单、污染事件排放综述、污水处理厂建设的运行情况。

记者点击网页看到，水污染地图中列出了超过２５００家污染企业，其中不乏大企业，也包括若干跨国公司。以北京为例，“谁在毒害家乡的河流”列出了前１０大企业，包括北京桂祥和豆制品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房山科技工业园区、平谷区马坊镇工业小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永丰产业基地等。

这个网站能迅速引起公众注意，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特别设计了“环境信息公开指数”，基于水质监测、排污状况和污染信息公示３方面的情况计算分数，总分为１００分。在这张地图上，超过１００个城市的得分为零。这其中既有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有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检测的吉林、阳泉、四平等工业污染较严重的地区。

马军告诉记者，水污染地图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公报、各地区环境状况公报和环境质量公报等官方渠道和权威调查数据，并随时更新，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此外，中央级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媒体关于水污染事件的报道，也是重要的数据来源。

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站虽然开通不久，却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马军说，从反馈的信息来看，这个网站的受众，不仅仅是专业环保人士，而且更多的是普通群众。

马军说，公众对身边水污染的关心程度，远远超出了他原先的设想。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使地图和数据更加完善易懂，满足普通群众更容易理解专业数据的需求。同时对重点污染企业进行定位，在地图上标注出来。

马军说，这个网站就是要让公众能快捷方便地查询到身边的水质信息，了解自己社区的水安全状况，此外还要指出是谁在制造水污染，让公众知道究竟是那些企业没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最终通过公众和市场来抵制污染企业。

水边行走的马军

“如果把马军的头像，和篮球明星姚明以及银幕上的美人章子怡的头像一起放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肯定都不知道他是谁。但那些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于这一类人的急切需求要远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位电影明星。”——５月８日美国《时代周刊》。

１０月１５日，年轻、儒雅、但略有拘谨的马军面前，摆放着小半杯白开水。水，对于马军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事业。

因为水，他从业余到全职，最终成了环保民间组织的成员。因为水，今年５月８日美国《时代周刊》（Ｔｉｍｅ）评出的本年度“１００位影响世界的人物”名单上，马军在列。

３８岁的马军是北京人，１９９３年起任香港《南华早报》记者。他说：“媒体的工作经历，让我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但看到的景象，和前人的描述之间，反差实在太大了。”

马军说，上世纪９０年代第一次去看黄河，陪同他的黄河管理部门同志告诉他，由于实行梯级开发战略，黄河水利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眼前的景象却是：脚下的黄河早已干涸。当时马军非常困惑——如果一条河流每年２００多天、数百公里干涸断流，能算是“成功的治理开发”吗？之后，马军在各地都留意和群众访谈，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清澈的河流湖泊是怎样急剧变成了“没有盖子的垃圾箱”。

带着困惑和焦虑，马军长期开展实地调查，１９９９年，出版了《中国水危机》，在国内外学术及环境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为中国版《寂静的春天》。

《寂静的春天》于１９６２年由美国人蕾切尔·卡逊出版，书中陈述了农药的危害，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强烈震撼。在这本书的影响下，美国环境保护局成立；各州立法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曾获诺贝尔奖金的ＤＤＴ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被终止生产与使用。

开通“水污染地图”，马军遇到了不同于著书立说的困难。“比如人才、资金”。马军说：“网站需要专业的电脑人才，前后有许多人帮过我，很多是在校学生。”

６月份，马军成立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从一家公司筹到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全职投入网站工作。“目前很多环保ＮＧＯ运行都非常困难。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北京，有更多的渠道。虽然困难很多，但我希望我们的地图能够可持续地运行下去。”

从环境知情权做起

水污染控制，不是技术、资金问题，首先要解决机制问题。要控制水污染，必须加强执法；要加强执法，必须突破利益关系；要突破利益关系，必须有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要做到环境信息公开。

《中国水危机》引起社会震动后，很多人向马军询问这个问题：“怎么办”？

马军告诉记者：“中国的污染问题，单纯依靠政府、法院很难解决。虽然我们有２０多部环保法规，但在发展和环境之间，地方政府倾向于前者，执法主体也会受利益主体的影响，所以造成法律效率低下。”

马军认为，环境污染治理需要一个大变革，就是公众参与，让承受污染后果的公众有机会参与环境的管理和治理。而在这个方向上，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法规来进行支撑。公众参与包含３方面权力：知情权、参与权和司法救济权。目前的情况是，全面的公众参与难度较大。马军说：“推进的第一步，就是从环境信息公开做起，首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目前，虽然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做环境信息公开的工作，但还没有完全以考虑公众便捷的手段去做。马军说，就像政府公报做了这么多年，其中也不乏详细的数据，但由于技术性和专业性过强，老百姓未必都明白。

“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站列出了２５００家污染企业的名单。马军说，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环境管理的强有力手段。１９８４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的杀虫剂工厂发生毒气泄漏，造成数千人死亡，两年后该公司在美国本土的工厂也发生了剧毒化学品泄漏。在公众压力下，美国国会颁布了《紧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这个法律将重点放在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上，首次要求企业每年向公众报告其排放的几百种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大户们很快感受到了压力，一些企业开始采取措施，削减有毒物质的释放。至今，美国此类物质的排放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而在我国，很多企业的污染成本外部化，完全由公众来承担。作为一个企业，除了有政府颁发的执照外，还有一个公众执照。任何珍惜自己品牌和美誉度的企业，也应该重视其公众执照。除了产品本身以外，其生产过程的环境保护也应该作为公众执照的考评之一。

目前，中国消费者作为“上帝”的地位，在商场和超市已经体现出来。环境信息的公开，会推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逐步促使消费者“上帝”的地位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也体现出来，就是拒绝污染制造企业的产品。这种知情权带来的互动，能让污染企业在市场中遭到惩罚，而负责任的企业会做得更好。这种良性循环一旦实现，不用政府付出任何公共资源，只靠市场的力量就能解决环境问题。（王海 向小文）

相关链接：中国环保ＮＧＯ几大环保行动

近１０年来，环保民间组织在我国环境保护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保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和世界环境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保护藏羚羊

１９９５年，青海省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藏羚羊行动中牺牲，震惊全国。５月，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扎巴多杰主动辞职，成立了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野牦牛队”。

同年，民间组织“绿色江河”的创始人杨欣策划了“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１９９６年，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成立，成为可可西里反偷猎工作的最前沿基地。

１９９８年，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者服务机制启动。同年１０月５日，“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会见英国首相布莱尔，提交了一封呼吁制止英国国内藏羚绒非法贸易的信件。布莱尔于次日复信表示支持。

保护母亲河行动

１９９９年１月，大型环保公益项目“保护母亲河行动”启动。“保护母亲河行动”以保护黄河、长江及其它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为主题，依靠社会力量募集资金，在江河流域开展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在全社会倡导绿色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截至２００４年，“保护母亲河行动”组织了３亿多人次的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参与生态保护行动，面向海内外筹集资金２．５亿元，在江河流域造林近４００万亩。

“２６度空调行动”

盛夏时北京市空调用电总负荷约４００至５００万千瓦，如果将空调温度调高１摄氏度，就可节约用电量的６％至８％，节约电费至少１．１亿元，减少发电用煤１６至２５万吨，减排二氧化硫２４００至３５００吨。

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５年，多家环保民间组织连续两年发起“２６度空调节能行动”。行动倡议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期，将空调温度调至不低于２６摄氏度，并特别对政府部门、驻京领使馆、跨国公司等空调用户送达了呼吁书。

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

２００４年９月，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开始实施。

２００５年３月，兰州大学张正春教授到圆明园游览，发现了此工程，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破坏园林生态。

４月１３日，就此工程的环境影响等问题，国家环保总局举行听证会，各环保组织代表在会上发言，明确表态反对防渗工程，并提出环保民间组织应介入圆明园环评。

７月１５日，由民间组织发起的“圆明园生态与遗址保护第二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环保民间组织代表、环保界专家学者就圆明园防渗工程及相关问题再次进行了探讨。

８月１５日，圆明园防渗湖整改工程启动，９月７日，开始注水。９月２７日，圆明园水面恢复。

这是环保民间组织深入参与环保行动的重要事件，也是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典范。

阿拉善“ＳＥＥ守望家园行动”

２００４年６月５日，由８０位企业家联合发起成立了阿拉善ＳＥＥ生态协会。这是国内以企业家为主体首次创建的环保民间组织。

２００５年初，协会出资３００万元人民币，启动“ＳＥＥ守望家园行动”。其中，５０万元用于首届“ＳＥＥ生态奖”项目，２５０万元用于启动“ＳＥＥ生态基金”，资助各地环保民间组织到阿拉善地区从事环境保护。

“ＳＥＥ生态奖”评选范围涉及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参评项目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截至７月底，基金共收到３３个项目申请，专家委员会批准了其中１１个项目，总计金额１５８万元。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３０日，在“绿色中国年度评选”活动中，阿拉善ＳＥＥ生态协会荣获“绿色中国”年度特别奖。

“绿色和平”抗议惠普有毒电子产品

２００３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检测中发现惠普公司型号为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Ａ２５０ＮＬ的电脑内，溴化阻燃剂所占比例远高于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

２００４年，“绿色和平”就此问题与惠普公司交涉，惠普虽认可但没有给出确切的改进时间表。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日，“绿色和平”在惠普庆祝进入中国２０周年的活动场地外，向首次访问中国的惠普全球新任ＣＥＯ马克·赫德送上“礼物”及公开信，呼吁惠普尽快公开承诺在产品中停止使用有毒物质。“礼物”是“绿色和平”在电子废物污染重灾区广东贵屿收集的被废弃的惠普电脑和打印机配件。

同年１１月，惠普承诺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后推出的所有新产品外壳中不再使用溴化阻燃剂，但并未承诺在其他部件中不使用。

１１月２１日，“绿色和平”中国有毒污染防治项目组向惠普公司转交了一封公开信和一块写有“戒毒尚未成功，惠普还需努力”的牌匾，以敦促惠普按照清楚合理的时间表，在其所有的产品中逐步停止使用有毒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