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收自管的模式，让监管和运营老百姓的“养老钱”、“养命钱”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10月8日，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同一天，甘肃省政府对外发布消息称，该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已正式成立，其职能旨在全面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

种种迹象显示，在上海市社保基金案曝光后，决策层已决心将地方社保基金的监管和运营分开，甘肃的行动，可能只是个开始。

不仅是甘肃，近期各省纷纷高调贯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

9月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的这一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强化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原由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管的企业年金基金，须在2007年底之前，移交给具备资格的机构管理运营。

监管漏洞

据劳动保障部统计，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18435亿元人民币，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其中企业年金的规模约为680亿元。

9月26日，新华社援引北京的一些社会保障专家警告说，中国迅速膨胀的社会保障基金，在监管运营方面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早在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社部令20号)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劳社部令23号)就已经规定，企业年金基金需采用规范的市场信托运作模式。但上述规定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有力贯彻，“上海社保基金案”便是一例。

在上述办法颁布前长达10年的时间里，企业年金一直由地方社保部门“自收自管”。2002年12月正式挂牌的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亦不例外——该中心是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属的事业单位，上海市社保局对其有直接的管理权。

此前上海社保基金，曾委托浦东发展银行代为操作以增加利润，2002年上海社保局收回了管理权，并成立了上海年金中心，开始“自收自管”，很快就引发了“影响恶劣”的上海社保基金案。

大案频发

实际上，2004年《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出台之前，地方社保资金就已经“突破”了规定的投资范围。该《办法》第一次允许，企业年金基金除银行存款、国债以外，可投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包括短期债券回购、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和企业债、可转换债、投资性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等。

但早在2003年，上海企业年金中心便大举进入股市，当年底，就现身于28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总量为6532万股，市值更是高达6.77亿元。2004年和2005年的持股市值分别为3.15亿和2.06亿元。

不仅仅是违规投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材料说，在很多地方，地方政府修路、建学校，甚至发工资缺钱时，都“首先想到挪用社保资金”。

见诸报端的亦不在少数，如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870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6辆轿车使用权；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政府，挤占挪用社保基金1245万元；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918万元借给企业用做流动资金和贷款担保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全国清理回收挤占挪用基金160多亿元，至2005年底，还有10亿元没有回收入账。“十五”期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接到挤占挪用基金举报案件96件。

上海标本

最早成立企业年金中心的上海和深圳，一直以来因社保基金获益颇丰。

而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成立之前，上海的养老金已经广泛卷入经济大潮。在该中心正式注册成立之前的2002年3月，时任上海市社保局局长的祝均一，就曾将34.5亿元社保基金“违规投资”到民营企业福禧投资。

而仅成立一个月的福禧投资，便凭借着这笔上海市民的“养命钱”，一举购得上海路桥发展99.35%的股权，从而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是年，此前名不见经传的34岁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便以1.45亿美元的身价，跻身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第48位。

上海社保基金案只是社保“乱相”的一例，据统计，目前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的社保基金高达1万亿元，且完全不顾中央约束，私自挪用社保基金现象并不少见。

为此，国家正在考虑将企业年金纳入中央监管。9月24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司长陈良，在首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上表示，社保机构将完全退出年金运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按照2004年出台的有关办法，积极稳妥地推进和指导地方社保机构，从现有的企业年金运营中退出来，推动存量企业年金向市场化管理转型。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重申，禁止社会保险基金违规投资运营。要严格管理社会保险积累基金，除按规定预留必要的支付费用外，全部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在国家做出新的规定之前，一律不得进行其他投资”。(财经时报 郭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