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日方说，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同时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

正当中国人大多认为，中国啥都缺，但惟独不缺乏劳动力时；正当中国大量的人力资源被闲置：许多劳动年龄人口下岗、许多大学生就业困难时，有人口学家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即将耗竭。曾经有过的一些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很高，事实上，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后者的数字为1.1%，而中国仅仅是0.4%。蔡日方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持续保持高增长？这一中国奇迹出现的因素何在？从人口学家的角度考虑，人口，其中主要是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蔡日方认为，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蔡日方解释说，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 D 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应当说，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从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分析，蔡日方得出以下数据：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8%；劳动力(不含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24%；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在21%。

而劳动力的数量无疑是受到人口数量的约束的。由此，蔡日方称，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蔡日方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蔡日方的结论是，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蔡日方的研究同时还表明，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 D 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

国外也有基本相同的研究结论：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 D 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 D 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大约为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蔡日方举例说，为什么东亚没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但还是走向了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最后最终走向了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是因为它的人口结构较好。而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前苏联没有此项优势，则经济增长趋向迟缓。

人口红利即将耗竭

蔡日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看法是，当我们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增长模式：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时，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业。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从劳动力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可以过渡到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的。

曾经有过的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蔡日方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他说，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根据上文所述的研究成果———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 D 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的结论，蔡日方认为，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综上所述，蔡日方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

蔡日方说，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蔡日方说，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针对此，有国外学者提出两方面解决方案，一是改变生育政策，将现有的1.8%的生育率提高到2.2%，二是提高老年人的经济参与率。

未来增长靠什么

那么，在当前的形势下，怎样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尽可能长的继续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蔡日方提出，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我们一定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同时他认为，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从2002年起，我国的真实失业率是在下降的，劳动参与率则从2004年起开始上升。

蔡日方认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还取决于我们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剥夺劳动者。

综上所述，蔡日方说，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同时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