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

最近11天的每个早上八点半，林凯文都准时坐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室里，“安静地接受培训”。

作为上海凯泉泵业集团董事长，他很乐意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北京参加这次培训。这次由中央统战部组织、被称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秋季班”的培训，共分三个班，即民主党派干部进修班、辽宁省党外人士培训班和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其中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共36人，林凯文是来自上海市的唯一代表。

“参加统战部组织的培训班，对我来说，是学习从更高的层面来理解国家政策，以更有效地参政议政。我是一名企业家，但现在的工作重心应不仅是董事会了。”这位中国泵业的龙头企业创始者如是说。

一个背景是，今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新世纪新阶段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成为会议的一大亮点。

按照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日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的说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目前全国私营企业有450万家，投资人1100万，自由职业者约有1000万。

据相关统计，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

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

“现在我国以阶层来划分人群，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相应的尊重，也就是说，社会地位是可以互动的。这显然是一种更好的社会激励机制。”林凯文昨日对记者说，“这是今天老师说的。”

中央党校党建研究专家叶笃初向《第一财经日报》分析指出，7月份的统战工作会议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其中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要求，格外引人注目。

“这次提法中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显然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叶笃初说，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精神，正是着眼于团结新社会阶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

几天前给林凯文所在培训班讲过课的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副主任张献生向本报记者指出，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主要是放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具备一定企业资产规模且政治素养又不错的代表性人士，另外就是一般的非公经济人士。

“后者主要是由各地的工商联配合开展，中央统战部主要就是做这些代表性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们经济实力强、社会影响力大，又具备参政议政能力。凡是参加统战部组织的培训班，或者其他中央统调的学习培训代表们，都是政治能力相当强的分子，就很有可能按照我们的会议精神，作出一定的选拔任用等其他政治安排。”张献生说。

据张献生介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早开始逐渐分化，但非公人士还只是新社会阶层的一部分，并不能忽略其他的组成力量。

叶笃初注意到，今年中央统战部网站上开设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一栏，“这绝对是很有意义的举措。网站上的这一细微改变，实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

“现在如此强调对非中共人士的培养任用用意是很明显的，我们需要广揽新社会阶层人士，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与执政党一起挑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叶笃初说。

叶笃初称，上半年以来，中央与地方的非公人士培训频繁，这体现了党对这一群体的关心和重视，“表明了党的一个政治态度，也给新社会阶层指出了一个大的努力方向，同时是为迎接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

新阶层的诉求

事实上，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逐步成熟，以更丰富的形式参与国家建设也成为他们的一种诉求。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的唐建旗对记者说：“新阶层人员的内心都是爱国的，但在以更丰富形式参与国家建设问题上，始终有些途径和通道的问题。”身为重庆市政协委员的他，这次成为了林凯文的培训班同学。

眼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中国私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温州，一下飞机就径直往自己村里赶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商人，因为各个村都在进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据当地有关部门知情人士说，有很多私企老板都希望选上“无品”村官，就连作为民间组织的商会会长，也竞争激烈。不少温州知名民营企业主，纷纷成为了省市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的还跨入了“国家队”。

最近两月已经巡回演讲了六七场的张献生，对课堂上接触的非公人士印象颇佳。“不管是把这些私营企业主作为新阶层看待还是社会群体看待，他们的可塑性都表现得相当强，而且对整体的政策把握得很不错。”

不过在专长研究社会分层和社会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看来，现在所谓的新社会阶层远没有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阶层意识，政治上的追求也缺乏一整套系统的东西。“他们只是在主观和客观上被逐渐建构起来，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倾向性非常明显，还不是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意识出现。”

陈光金也分析指出，新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执行力，从而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通过对政策执行力度产生客观影响，变成政府对投资环境的一个考虑。”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是，希望能降低产业准入门槛，让自己的私营经济也能进入到某些比较垄断的基础建设或其他领域。”陈光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