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图(2004年—2020年)。
在人们的心目中，北京与众不同。
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世界著名古都，现代国际都市——没有哪座城市，像北京一样，汇聚如此多重的功能，承载如此多元的期望。
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工作时指出：“北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完全有条件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希望北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方面都努力走在全国的前列”。
面对殷殷嘱托，北京在思考和选择自己的时代座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说：作为首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征程中，核心问题是打造一个新北京，成为“首善之区”。
全国在看，世界在看：新北京，新在哪里？
从定位之争到规划之变，新思路破解发展困局
在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中，北京人的心头，始终萦绕着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北京是什么？
表面看，北京定位明确。搞好“四个服务”：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现实中，北京的坐标总在游移。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受命“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随后又计划建成全国的工业中心、经济中心乃至“包揽一切的万全中心”。北京，就在这说不清、大而全的定位中发展着、也困惑着。
地位特殊，定位模糊，使北京聚集了超常“人气”。到2005年底，北京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1538万人，城市中心区每平方公里近3万人，密度远高于国际上其他大都市。北京新进人口以每年35万人的速度增长着，相当于一年添加一座中等城市。
人多，北京无可怨尤：全国人民的首都，不论谁来，北京都欢迎。人多，北京无可奈何：大家都来，北京怎么办？
人口激增使北京深陷“大城市病”：水、能源、土地奇缺，交通吃紧，污染加重。干旱加上沙尘暴，让北京常常“灰头土脸”。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感叹，北京是在以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应对着无限的需求。
更何况，北京还有3000多年建城史、850年古都的深宏文脉。几十年来，北京现代化的步伐，一直在“经营旧城”的有限空间里闪转腾挪。伴随着“新”与“旧”的不休纷争，回望被现代化浪潮淹没的古都风貌，北京人时常陷入“发展与保护”的两难境地。
不堪重负，何去何从？
2005年1月20日前后，京城各大媒体浓墨重彩地报道了一个消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出台。
其后几天，敏感的媒体用不同方式关注着这个“前所未有的规划”，其中最集中的报道主题，是“新北京功能定位”。
这幅事关北京今后15年发展的蓝图，第一次把城市规划拓延到城乡统筹，第一次把北京定位于“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第一次提出兴建新城、调整单中心城市布局、走出以环线扩张的“同心圆”、实现城市均衡发展……
在新的发展观之下，重新打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新北京的思路豁然开朗——
北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去做全国经济中心；北京要做全国的表率，但不一定拿全能冠军。
而这只是新北京的“城市战略”。新修规划还鲜明突显了北京市决策者关于“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的构想。第一次将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协调发展纳入视野，强调北京在推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战略调整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成为统筹区域的一大突破。第一次根据世界城市发展大势和自身优势，确立“文化”和“宜居”为城市发展的最优空间，打造强化城市品牌，最终在全球舞台张扬东方文明古都的国际竞争力。
“这意味着北京将自己的未来，置于全国加快发展的大局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专家学者分析。
中央评价：这是全国第一个按照科学发展观编制的规划，具有示范效应。
自1953年以来，《总体规划》已是第六次修编。新版规划的大“取”大“舍”展示了北京市发展思路的战略性嬗变。市长王岐山感慨，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北京当前现实问题的钥匙，破解了北京为谁发展、如何发展的难题。
从观念更新到模式转变，新起点奠定发展根基
在新规划对北京定位进行划时代“重构”之后，北京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其“标志性事件”是震动全国的首钢搬迁。
在中国，首钢不单是一家国有特大型企业，更是产业进步的一个标杆。近700亿元的资产总额、逾800亿元的销售收入，这样的制造业“大户”，在北京经济总量中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当北京宣布将首钢迁至河北曹妃甸，很多地方不理解，很多市民也想不通。
北京市的决策层十分坚决：首钢非搬不可！建设新北京，必须彻底调整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瞄准“高端、高效、高辐射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抢占产业结构的制高点。
如果联想起北京工业化的沧桑历程，80岁首钢的搬迁，更可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起点。从首钢决然离去的背影里，各地看到北京发展方向的全新调整；从北京壮士断腕的决心中，世界看到中国发展思路的科学转变。
首钢搬迁，北京还有更深的考虑。让首钢落户河北，是北京的“领跑”之举。与长三角、珠三角不同，京津冀的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更需“新北京”的担当与带动，凝聚合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又一增长极。
“北京不是不要发展经济，但今日之经济已非昨日之经济”。这样的眼光，让北京的视野直逼更大的舞台。
在京城南端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部经济”悄然崛起。“我们就是要拒绝‘小散低劣’，发展产业集群，吸引大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更好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伯旭说。
而京城东北的顺义区，正热切地启动“临空经济”。区委书记夏占义说：“我们拥有中国最大航空港——首都国际机场，这个资源独一无二。”由此派生的航空物流业、现代服务业、高科技制造业，勾连成临空经济圈，意在助推北京、环渤海甚至亚太经济。
“十一五”开局，北京确定了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使北京的结构调整全方位挺进，增长方式接连出现漂亮转身。年初以来，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70%，大大高于全国40%的平均线，接近发达国家首都的水平，而传统农业占比已到2%以下。全市万元产值能耗、水耗大幅下降。
这些变化，让人想起市规划委主任陈刚的感言：城市规划融贯着发展理念，改写着发展模式，左右着发展水平。
但增长模式的转变，不仅在于改变北京这座城市的经济结构。在北京市决策者眼里，新北京更为鲜活的灵魂是“宜居城市”。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这才是所有发展的落脚点。
在“京城居不易”的困局之中，“宜居城市”的目标成为最大的民心工程。“首都之窗”网站一项关于“宜居北京”的调查，两个月内就吸引近万人参与献策。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评价，“北京提出宜居城市具有革命性意义”。
一个面临巨大环境资源压力的特大城市，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古老城市，敢于自我加压主动提出建设“宜居城市”，它所折射的发展观念之变，确实耐人寻味，而立足于此北京城市建设思路的转折性调整更令人欣喜——
全市一盘棋，“宜居”先“移居”。“两轴两带多中心”，新北京把18个区县划为首都核心区、城市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等四类功能区，拟建11个新城，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产业、人口和功能。
这意味着未来15年，将有数百万人在中心城区之外另觅居所。新城，是推进城乡统筹的一着妙棋，为后奥运时期的首都发展埋下伏笔，更将使北京人的时空观和生活方式不断“刷新”。
这另辟蹊径的“移居”，也是对困扰北京城几十年的“保护与发展”矛盾的解答——
新北京并非弃旧迎新。在走出以环线扩张的“同心圆”之后，北京决策者的设想是，再回到“圆心”，整治、保护好北京旧城，实现历史文化名城的复兴。
如此谋篇布局，不仅显示了北京市的气魄与胸襟，也证明了北京市决策者的发展观并未止于一任、一时、一地。“这样的新北京建设好了，才算是向历史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城市规划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欣慰地说。
从“文化古都”到“创新之城”，新引擎铸就发展活力
这两年，北京的决策者频频说到“创新”。
2006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市委书记刘淇在一次23分钟的发言中25次使用了“创新”这个词汇。新北京需要新引擎。用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的话来说北京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巨大的文化资源和创新潜力“创新之城”理应成为北京的选择，是北京新一轮战略构想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中关村的跨越颇能体现北京的深思远虑。
一直以来，中央对中关村寄予厚望。1.7万家企业、70万名精英，中关村的科技智力密集度，全国独有，世界少见。科技部预测，未来10年我国跨越式发展的8项重大核心技术，中关村有7项领先。中关村研发投入比例，远高于国内企业平均水平。
但北京的决策者并不满足。他们算账：一个LG公司，员工相当于中关村的1/2，产值相当于中关村的全部。中关村产生了“溢出效应”，却仍应挖掘更大潜力。
这其实也是整个北京创新状况的缩影。北京的创新型人才占全国1/10以上，两院院士占全国一半以上，各类高校、科研院所、中央在京单位云集。但行政隶属的限制和分割，使这些资源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竞争优势。
“如果不能实现这两者之间的成功转化，北京的发展将尽失先机”。从“文化中心”天时地利的独特地位，到“创新之城”自主发力的发展目标，北京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挑战。
进一步说，这也是中国当前自主创新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直言，“将优势变实力，政府要做创新的催化剂，而不是‘干扰素’”。
为支持企业创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设市场化的科技支撑平台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成本低廉的试验、测试、咨询服务。接着又以大项目为“粘合剂”打破条块分割，促进中央与地方创新资源整合。
政府的作为，打通了阻隔创新的关隘。中关村步入“黄金时代”，以联想集团实施跨国并购和一批企业海外上市为标志，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初步显现。北京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软件中心、集成电路设计中心、高科技服务业中心、研发中心。这些在国内遥遥领先的高端产业，形成了集群效应和辐射效应，为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提供了全国性经验。
“建设创新型国家，北京理应主动承担重任，让创新资源和成果惠及全国、示范全国、带动全国，最终是要在世界舞台上提升国家竞争力。”市委市政府的大局意识，蕴藏深意：在他们心中，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文化创新，更重要的内核，是政府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
为夯实“创新之城”的根基，北京找到了一个更适合“文化中心”地位的落点——文化创意产业。刘淇、王岐山亲自挂帅，成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建设新北京，创新是动力，文化是灵魂。”
这样的认识，使创意经济首次成了北京市长顾问会最热门的话题；最新一届北京科博会，首次亮相的创意产业占据了展馆的1/5……
这样的认识，也使2005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超过960亿元，占北京市GDP的14%以上，奠定了北京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地位，形成了与其它地区相比的明显优势。
在钟情“创意”的背后，是“文化北京”的深邃眼光和责任担当，“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古都，北京要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
今夏，北京高考作文题意蕴深长——《北京的符号》。创新与文化，正在成为北京最为可圈可点的城市符号。
从“承办能力”到“执政能力”，新奥运提升发展后劲
2008年8月8日，正离北京越来越近。
承办奥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件盛事，也是“十一五”北京工作的一件大事。
难得的机遇，催生了舞动的北京：8000多个项目、9000多个工地、1万来个塔吊、1.4亿平方米建筑面积。时间之紧、工程之巨、压力之大，前所未有。
然而，百年机缘毕竟只有短短17天；百年大计，才是北京的发展核心。新奥运是机遇，新北京是目的。市委市政府最牵挂一个问题：如何通过承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把北京的城市和人“提升一个层次”？
不办奥运，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步伐似可从容一些；承办奥运，让北京所有工作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也使北京本有的矛盾愈加凸显。“大众参与”的新奥运，检阅着北京市的承办能力，更考量着北京市的执政能力。这一点，决策者比谁都清楚。
在大大小小的场合，北京市的领导常常强调一句话，“不能见物不见人”。在他们心里，“以人为本”不仅反映在城市发展的“落脚点”是人，更体现在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是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正在于通过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去造就一个氛围，发掘人的潜力，张扬人的活力，提升铸就一种新时代的北京文化。这才是北京发展的后劲所在，也是北京软实力的核心之要。
围绕着这样的理念，北京管理者的执政风格大变。过去，外地人常说北京的干部“老大加老土”；现在，北京的城市管理正在变得亲和、细腻——
在全国首创城市管理广播电台，24小时热线，“发动1500万市民帮助政府经营城市”；东城区在全国第一个实行“万米单元网格”数字化管理，增强城市管理的人性化、精细化。北京第一个取消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借读费，首批试点城市管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城市管理新体制，激发市民百姓的主人翁意识……
“不能单纯计较GDP，要多琢磨社会的和谐指数、幸福指数，更多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北京各级领导干部加深了认识。
进入2006年，两件事让北京市民感受到“北京新政风”。一是元旦期间东三环主路塌陷，管理部门在第一时间告知全体市民；二是顺应民意让沉寂12年的烟花爆竹由禁改限。东城区委书记陈平感慨，目中无“人”，管理就没有生命，执政就丧失根基。建设新北京，政府要“转弯”，自身当改革。
始终把关心和服务群众作为各级领导的第一职责，始终把群众的评价作为衡量政绩的第一尺度，始终把激发群众的创造力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要素。新执政理念下的锐意探索，带来了北京新气象。
开局之年，北京的努力，让“新北京新奥运”呼之欲出。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这座马可·波罗眼中“最美丽壮观的城市”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人们瞩目一届新奥运。
人们瞩目一个新北京。（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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