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刺激了“血浆经济”的繁荣，负责“血浆经济”原料供给的单采血浆站也迅速发展。２００６年，贵州省拥有２５家单采血浆站，年供血浆量占全国市场的近四成，但却因管理不当等原因多次发生血浆站重大违规案件。

在无法找到血浆制品类药物替代品的情况下，该如何正视由此而生的“血浆经济”现象？今年４月卫生部签发的《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能否成为解决之道？

现象：贫困的农民 热闹的血浆站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每个月能多‘卖’几次。”来自贵州惠水县鸭绒乡水冲村的班建设(化名)说，“但是现在每个月最多两次，按规定中间必须至少间隔１４天。”

在遥远贫困的贵州山区，不少老百姓都知道这种简单的“赚钱”方法——到县城里的“单采血浆站”去卖血浆，每卖一次，能拿到８５元营养补助金。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每个月能够顺利卖两次血浆，就有１７０元，这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用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这种血浆是工业原料血浆，与人们所熟悉的“献血”和“输血”完全不同。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被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班建设所在的贵州省目前拥有２５个这样的单采血浆站，是全国单采血浆站数量最多的省份。每周一到周六，都可以看见来自山区农村的人们，呼朋唤友地拥向单采血浆站。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一大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的单采血浆站内就挤满了成年男女，许多布依族和苗族妇女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

“我们天不亮就起床赶路，来到县城已经８点了。”一名２５岁的苗族妇女说，“有些家远的昨天就来了，在县城的小旅舍里住上一晚，五六点就开始排队。”

在通往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小街上，随时可见卷着衣袖，手臂上按着止血棉签的人走来走去。班建设和他的乡亲们把抽血过程分别叫做“抽小血”和“抽大血”。小血用来检验，大血才是正式“卖”，一次６００毫升。按照有关规定，供血浆者每次供浆前必须进行常规体检及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丙肝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等各项检验，合格后方可供浆。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热闹情景从每天早上八点开始，直至下午四五点才会结束。抽过血的人们都急匆匆往家赶，“还要回家喂猪、领娃娃，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一位来卖血的村民说。１４天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会再次来到这里，参加下一轮“卖”血，当中也不断有新面孔加入。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情形，只是贵州省２５个血浆站的一个缩影。

原因：庞大的市场 高额的利润

目前全国血浆采供量约为４０００吨左右，拥有单采血浆站数量最多的贵州省年采供量在１５００吨以上，占市场份额的近四成。排在贵州之后的，是邻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有２３个血浆站，血浆年采供量约为８００吨至１０００吨。黔桂这两个经济并不发达的西南民族省份的血浆年采供量竟然占了全国年采供量的１／２强。

是什么原因使贵州和广西在全国的单采血浆市场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有关资料显示，像惠水县这样的单采血浆站给血制品企业提供１吨血浆至少可以获利１万元以上，而血制品企业一旦生产出相关药品，销售所得更为可观。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据：２００１年，全国血液制品处理血浆量为２７００吨，２００２年为３０００吨，２００３年为３８００吨左右，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由于血浆因素增长量不大。而全国血液制品行业２００２年的销售总收入约为２６亿元，２００３年约为３２亿元。

按照处理血浆量折算，白蛋白２００３年销售收入在１９－２０亿元左右，占总市值的６０％－６５％左右。据专家分析，从整体市场容量分析，在今后５－１０年内，在现有基础上至少还可以增加一倍以上。

毫无疑问，正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率刺激着国内“血浆经济”的蓬勃发展。

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各类血液制品几乎都从国外进口，为防止艾滋病传入国内，有关部门两次下发通知：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随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而河南所建立的众多单采血浆站，成了这些企业最重要的“原料库”。

在河南农民大量感染艾滋病的事件被揭露之后，经过卫生部门调查认定：导致事件的直接凶手，正是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方式。从１９９６年３月开始，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进行整顿，河南省甚至全部关闭了所有的单采血浆站。于是那些将工业原料血浆的基地设在河南的生物制药公司断了货源，它们不得不另觅他途。

这样的背景下，位于西部的贵州、广西和四川等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成为它们新的“原料基地”。“机遇”使这些地区的单采血浆工作越来越“兴旺”，并且逐渐占据了国内单采血浆市场的半壁江山。

“兴旺”起来的可能不只是单采血浆站。据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贵州属于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内ＨＩＶ感染人数最低的省份。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有媒体报道，贵州省曾表示，２００６年将继续在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等１５个区县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值得注意的是，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等县都同时拥有单采血浆站。贵州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河南？

黑幕：多采的血浆 少发的营养费

尽管所有的血浆站均由国家有关部门严格批准成立和经营，而且由各县卫生局直接监管，理论上应该备受公众信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这些年来一些单采血浆站仍然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浆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为，牟取暴利的手法越来越隐蔽。

２００２年７月，贵州省黔南州质量技术监督局接到群众举报后，对龙里县单采血浆站进行检查。龙里县单采血浆站成立于１９９４年，所采血浆主要供给华兰生物公司，该公司以每吨血浆２２万元的市场价格进行收购。１９９８年前，该站以手采血浆为主，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每采集４００毫升血浆付给献浆者营养费７５元。１９９８年后，华兰公司向该站提供了２０多台由美国生产制造的血浆单采机，结束了该站手采血浆的历史。

高效率采浆机的使用给龙里县采浆站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实行机采血浆后，采浆量由每人每次４００毫升提升到每人每次５８０毫升。但该浆站却不将多采的浆量告诉献浆者，仍以每４００毫升给付７５元营养费的标准兑现献浆者，而后者对此却全然不知。检查结果表明：自１９９８年８月至２００２年５月，龙里县单采血浆站采浆人次共计１３１８９５人次，违法采浆量达２４０８５１６７毫升，违法所得达４５０余万元。

２００４年，贵州省审计厅组织审计了全省２３个单采血浆站、１９个血站２００３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发现如下问题：一是有１０个单采血浆站少付供血浆者营养补助费、就餐费３４２．１万元；二是息烽县单采血浆站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间采取转移隐匿血浆销售收入５４９．３３万元，同时将其中的２３２．９６万元以发放“福利费”名义集体私分；三是有１２个单采血浆站未按国家税收征收管理规定缴税金７８５．６２万元；省血液中心、部分市州地中心血站和县中心血库采取列支献血者营养餐费、超标准等办法违规发放职工津贴、补贴３１７．３万元，其中，超标准列支当年职工福利费用于发放在职职工补助３５万元，列支献血者营养餐费用于发放在职职工中餐补贴５０．６８万元。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的一名医生表示：“数百万元献血者营养餐费被血站拿来发职工补贴，令人愤怒更令人担忧，本来血液供给就紧张，这种不正常现象也许会打击很多献血者的积极性。”

转制：生产安全难保证

２００６年４月，卫生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转制方案》)。

根据《转制方案》规定，原来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单采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血浆站与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对于今后由非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的单采血浆站，一经查实，将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企业收购单采血浆站应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卫生部官员表示，此举是为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督、管理体制，适应行政部门职能转变的要求，即理清生产者与监管者的边界，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但是在贵州省内，不少业内人员不能接受转制。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已经有人在担心贵州会不会在艾滋病问题上成为下一个河南。采血浆是一项非常严格的工作，完全交给企业去操作不一定就是好事情。现在卫生部门的直接责任被卸下了，但是由企业经营的社会风险却增大了，因为以后血浆站就完全成为企业采集原料的车间，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况下，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血浆站这样的特殊部门应该继续由国家正规的卫生部门来负责才会更安全。”

贵州省卫生厅及相关部门在２００５年５月初已经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讨论，有关官员也觉得“问题和困难太多，特别是生产安全问题”。

争论：血浆供给能否市场化

在贵州省的各个县城里，“献浆者”们基本上被甄别成特殊人群。长顺县一名卫生人员说：“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吃饭找最便宜的，坐车选价最低的，睡觉要钱最少的床位……人们歧视他们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的贫困和可怜不全是自己的责任。”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不要说‘献浆者’被歧视，就连血站的医务人员都在社会上遭受非议，一些人甚至暗地里称我们为‘吸血鬼’，真是让我们哭笑不得。”

贵阳市的一名医生说：“歧视和排斥是无知的表现。在具体的临床治疗过程中，由这些血浆加工出来的药物早已广泛使用，特别像‘人血丙种球蛋白’和‘人血白蛋白’等药物，可以说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药，目前基本上没有替代品。在无法找到替代品的情况下，对‘血浆经济’现象无论个人和社会都应该有一种客观看待的心态，而不能一味将其视为丑陋或负面情况。”

另一名血浆站站长表示：“我认为８５元太低了，应该多给一点，但是国家把这项工作强调为一种自愿捐献行为，所以８５元并不是‘卖血费’，而是营养费。除非政府愿意像国外一样将其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那样血浆价格将可以随行就市合理波动，但是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似乎很难实现。”

据了解，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由政府财政支持运转，全部免费，但无偿使用血浆的成本很高；美国的血液管理体系则属于市场化运作，生产血液制品所需的原料血浆主要来自有偿供浆者，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新出台的《转制方案》规定，原由政府卫生部门设置的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显然已经认可了“血浆经济”从原料采购到最终产成品销售的市场运作模式，血浆站名正言顺地成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原料“车间”。那么，为什么原料价格却能够被人为压低呢？ （摘自《南风窗》 尹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