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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贷款难是一个综合症。一是金融体制限制了支农力度。从近年来整个金融状况看，信贷资金供应非常充裕，但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二是金融机构“嫌贫爱富”。随着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许多银行宁愿将资金投向非农产业，而不愿投向农业和农村；精简了农村基层机构，造成一些应该发放的农业贷款没有发放；对基层机构贷款权上“收”多而“放”得少。三是农村信贷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市场“抽水机”多，“输血机”少，资金大量流出农村。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河南省农村仅通过邮政储蓄和四大国有银行县域分支机构流失的资金达700亿元。一省如此，全国可想而知。

一方面是银行“惜贷”，另一方面是农民对贷款望穿秋水，有着巨大的信贷需求。合法金融机构的贷款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非法金融活动在农村日趋活跃，高利贷、地下钱庄和非法集资乘虚而入。

财政支农主要是输血，金融支农是造血。农民贷款难，农村就难发展。商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和大型企业过度集中，削弱了对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的支持。由于农村金融疲软，农业和农村发展资金日益短缺，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影响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后劲。解决当前“三农”问题，单纯靠财政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加大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创新产生于实践，经验发源于基层。农民贷款难的矛盾和困惑正在一些地方破题。为此，本刊组织了几路记者分赴基层农村挖掘、采写了破解这一难题的创新之举。

“八仙过海”破解农民贷款难

“江津模式”：龙头企业、政府与银行合力攻坚

2003年，重庆江津市开始推广优质晚熟柑橘产业化工程。为实现标准化生产，江津市引进了恒河果业公司作为龙头企业，通过业主制和专业合作社两种组织形式，进行规模种植，统一生产和技术管理。

牌坊村村委会主任李贵才告诉记者，社员种上柑橘苗后，由于很难从银行贷到钱，投资不能跟上，全村果树长势就一直达不到恒河公司的要求，恒河公司不满意。时间一长，社员也对种植晚熟柑橘失去了信心，埋怨政府，打“退堂鼓”。

如何解决专业合作社和农民发展柑橘项目所需资金，江津市各级政府犯难，恒河果业公司无招。此时，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带着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任务来到了江津。

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吴德礼说，从去年开始，开发银行以支持江津市发展晚熟柑橘产业为突破口，通过机制和体制创新，设计出一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江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农民贷款难问题。

“江津模式”的主要做法：一是开发银行与江津市政府合作搭建融资平台，融资平台由江津市成立的农业产业化贷款领导小组、绿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等六部分组成，负责开发银行贷款的管理、企业信用信息的收集等。

二是开发银行和江津市政府一起对专业合作社进行改造。即在原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由村民自愿组建成立农民股份合作公司，农民股份合作公司与恒河果业公司以两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运作：恒河公司负责引进优良品种、提供合格种苗、指导栽培技术、收购销售产品；农民股份合作公司负责落实种植面积、改土建园、投资投劳、栽培管理、采摘运输、提供产品。

三是建立贷款发放与贷款风险防范机制。开发银行以江津市绿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的5倍向新成立的农民股份合作公司发放贷款；当贷款到期不能偿还负债，且担保公司清盘后仍不足以偿还负债，造成损失时，开发银行承担损失80％，江津市政府承担16％，恒河公司承担4％。去年底以来，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已向江津优质晚熟柑橘产业提供贷款705.8万元。

“江津模式”的关键是改造传统专业合作社，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法人──农民股份合作公司。记者了解到，在开发银行、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牌坊村柑橘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和地上附属物折资入股办法，解决了新公司的注册资本问题。

李贵才说，专业合作社改制为公司后有两大好处：一是原专业合作社是每户村民出20元钱作为股本组合而成的，没有资金实力。现在，改制为公司后，资金实力增强了，调控能力提高了，有利于对柑橘产业的统一管理。二是公司现在可以向银行贷款，解决了资金问题，群众也不再为贷款犯难。

微型信贷社让“芝麻”变“西瓜”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有一个小镇，名叫陵阳镇，镇上有个“微型”金融机构陵阳信用社，员工10人。这个不起眼的“小社”5年来扎根乡土“种芝麻”──推行小额信贷支农，现如今，“芝麻”的收益积成了“西瓜”，农民、信用社双双有了大收益。

2001年前，陵阳信用社和全国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一样陷入困境：业务萎缩，亏损57万元。陵阳镇的农民也和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户一样面临贷款难：无钱经营、无物抵押、无人担保。

陵阳信用社通过调查摸底，选择了一条新的经营路子：消除对农民的“惧贷”情绪，改变过去“重大额、轻小额”的经营思想，眼睛向下，着力“抓小”，全力发展农户小额信贷。5年来，陵阳信用社10名员工跑田间地头、进农家小院，为农户建经济档案、办信用证、发放小额贷款。目前，全镇3140个农户全部有了经济档案，78％的农户有了信用证。仅去年信用社就累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1920笔、金额517万元。

农村金融必须针对农村实际、适应农民需要。陵阳信用社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新的发放方式：很多地方为农户评定信用资信的一色都是村干部，这里规定要吸收农户代表参加；以前是坐等农民上门，现在这里除了柜台办理，实行“送贷下乡”、上门送贷；贷款限额“增大”不“放小”，对信用优秀户把限额从1万元提高到2万元，去年最大的一笔贷款2万元，最小的一笔仅有200元。

农民的经营水平不可小看，有了贷款支持，他们同样可以成为金融机构的“优质客户”。陵阳镇农民宁好办了一个猪─沼─鱼─鸭循环养殖场，贷款1万元，当年挣了5万块；分流村贷款栽桑养蚕种野葫芦，农民年人均增收700元。2005年，陵阳信用社实现盈利63万元。金额不大，但对激励这家“农村小社”继续埋头乡村“种芝麻”，意义不小。

“联保贷款”解决农民贷款难

“我没想到四户邻居给我一保，不到三天4万元贷款就下来了。”王成正老人见到记者就说起了农户联保贷款的好处。74岁的辽宁辽阳县沙岭镇金山屯村农民王成正辛苦了一辈子，靠种地为生攒下点积蓄全盖了房子。身体还硬实的他，想发展养殖业，正在为资金发愁时，联保贷款解了他的难。去年初，王成正一家靠贷来的4万元资金，养了2万只鹌鹑。老人说，如果不是闹禽流感，鹌鹑蛋价格下跌，养鹌鹑的利润相当可观。记者了解到，所谓农户联保贷款，是指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农民本着自愿原则，有五户左右为贷款户联合担保，就可以放贷了，贷款额度多在１万元以上。

“一证通”：没有存款的存折

从2005年9月，黑龙江省农村信用联社首先在庆安县开展了农民贷款“一证通”试点工作。通过5户以上农户联保形式，对农民贷款实行最高限额授信，一次发证，3年循环周转使用，农户本人可凭“两证一章”（有效身份证、贷款证、个人名章）随时到信用社贷款专柜办理贷款手续。在授信额度内农民用多少贷多少，减少了利息支出，减轻了负担。这种形式被农民称为“没有存款的存折”。

从今年一季度起，这个省在全省推广“一证通”做法。到3月末，有70个乡镇开办了此项业务，为近8万户农民发放贷款4亿元。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公室副主任唐春刚介绍，农户贷款“一证通”业务有助于农村信用社提高信贷管理水平，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冒名贷款现象的出现，而且可以增加资金的占有量，相应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正在办理贷款的庆安县和平村村民邵树林告诉记者，他准备贷款2万元，用于春耕。记者看到，只几分钟时间，邵树林就顺利拿到了贷款。邵树林指着手里的“一证通”说：“原来春天时贷款，人家开了票子你就得支出来，不花也得在那放着掏利息钱，现在用的时候就支，不支不用拿利息，手里有钱就还上，没钱再支，不动没利息。”记者看到，邵树林的“一证通”上授信额度为5万元，去年11月24日曾贷款6000元，12月15日还上，利息20元左右。

平遥模式：我国首批民间信贷公司诞生

2005年年末，我国第一批民间信贷公司在晋商故里、票号发祥地———山西平遥正式揭牌，“日升隆”、“晋源泰”这两家以明清票号方式命名的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当场向10位农民发放了首批贷款。

平遥县的试点模式是以3至5个发起人组建一个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小额信贷组织，以服务和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领取营业执照，待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申请金融业务许可证。

这一模式有几个关键点：党政机关、金融机构及国家事业单位人员不能参与；限定“三农”贷款比例，重点以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村流通业、农村中介服务和其他农村社会事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为贷款对象；贷款金额，单户金额最多不得超过10万元，其中5万元以下的农户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5%；资本金不得低于1500万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据了解，去年５月份央行首次明确将在四省区农村探索建立一种由民间资本全额出资，暂时“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机构，以改变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的垄断局面，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合理竞争和农村资金回流，并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逐步形成农村金融市场。

国家决策层的意图很明显，通过培育小额信贷组织，拓宽农户、个体工商户的融资渠道，有效解决县域融资群体融资难问题，促进农村资金回流，使取之于农村的资金用于农村。

有关专家指出，“平遥试验”任重道远。首先，如何保障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为了规避金融风险，央行目前暂定这类机构“只贷不存”，不允许其吸收存款。只靠发起人的资本金和有限的捐助资金，这种小额贷款组织也只能停留在试点阶段。其次，小额信贷机构如何监管。作为一种具有商业性的民间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公司必须纳入金融监管，力避重蹈农村基金会的覆辙。（程正军范迎春范春生周立民）

武陟：民间协会“保”为媒

河南省武陟县农村信用社以建立农民贷款担保协会为突破口，较好地解决了“信用社难贷款，农民贷款难”这一困扰农村多年的难题。截至3月底，全县已发展担保协会159个，分布在12个乡镇，102个村，累计为1543户农民担保贷款3441万元，帮助农民实现增收463万元。农民贷款担保协会成为加快农民致富步伐的“动力源”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被逼出来的“担保协会”

一个时期以来，银行“放贷难”与农民“贷款难”同时并存。“两难”不仅制约了信用社的发展，而且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武陟县是农业大县，农业经济有很大的潜力，种养业走在全市的前列。农信社贷款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资金来源，农民对银行信贷有着极大的需求。

在农民贷款难问题上，农信社也有过不少探索。从2000年到2002年，农信社在全县先后开展了“与万家农户签订合作协约”、“评定信用村、户”、“下放联社贷款审批权”等活动，但避免信贷风险的效果都不太明显，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两难”问题。其原因在于，上述做法均属农信社单方积极性，农民叫“一头热”。

农信社通过访村干部、进农户、散发咨询表、召开座谈会等开展贷款方式调查后发现，“两难”的关键就是“担保难”。在调查中，嘉应观乡东后庄村，靠养殖业先富起来的杨长喜等6位农户提议，能否成立个担保小组，自愿为本村农户贷款担保？这个提议对农信社启发很大。于是，他们对原来制订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协会章程”作了修改，制订了农民信用贷款担保协会章程，决定在嘉应观信用社进行试点。2002年10月，在该乡东后庄村，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贷款担保协会。

这个协会由6人组成，按章程选举了会长，每人向信用社交了5000元保证金。担保协会的运作方式也很简单，如本村村民需要贷款时，首先向协会申请，如协会全体成员同意，即可到信用社办理相关贷款手续，只要符合贷款条件，贷款当天就可办理。然后信贷员协同协会成员，对贷款用途、效果进行全程监督，收本付息。信用社则根据协会的工作业绩，给予他们一定的优惠政策和物质奖励，如贷款利率上浮幅度小，给收息额的1%奖励等。

农民：来了兴头，尝了甜头，有了奔头

过去，由于农民认为贷款难，不敢找门路、上项目。贷款担保协会的出现，正好抓住了农民贷款难的关键———“担保难”。难题一破，不少农户起了兴头。他们从小处着手，开始寻找发家致富路，加上协会成员积极传授养殖、销售等专业技术和经验，解决了单一农户大额贷款难、信息匮乏、小生产难以应付大市场等问题，农民致富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圪当店乡安庄村养猪户安随安养猪赚了钱，2004年2月，该村成立了贷款担保协会，他就想扩大规模并找到了担保协会。该协会经过详细调查后，认为安随安养猪技术还行，就同意担保，并迅速和信用社办手续，安随安1天时间内就拿到了1.5万元贷款。到5月初，生猪出栏70头，仅3个月时间，安随安就赚了1万余元。

担保协会还催生了农业产业化。担保协会的多数成员是致富能手，具有传授养殖、销售等专业技术和经验的能力。由于协会的媒介作用，农民之间能够经常交流致富信息、技术、经验等，担保协会也就成了农民获取致富信息、学习知识、掌握技术的媒介。

担保协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农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城关镇东仲许村协会成立前，村民多数靠种地维持生活，一年到头赚不了几个钱。贷款担保协会成立后，积极发挥临近城区的优势，大力支持农民种植蔬菜大棚，就地销售，收入非常可观。詹店镇大许庄村贷款担保协会成立后，积极支持村民养鹅，全村由原先的4户养鹅发展到现在的60多户，鹅存栏由原先的1000只发展到现在的近40000只，每只鹅的纯利润达到10元左右，全村养鹅每年可创收40多万元。目前，在嘉应观、小董、城关、詹店等乡镇已初步形成规模化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实行“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有效促进了农民致富，使政府产业化结构调整得到有效实施。

目前，仍有不少农户的固定资产、年收入等主要指标达不到信用户评定的标准。如按信用户贷款规定，这些困难农户不可能获取贷款。但通过农民担保协会担保却有效解决了贷款难的问题。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农户规模资金需求问题。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需要上规模，需求资金大，超过了信用户小额信用贷款所规定的限额，而农民担保协会却能有效解决小额农贷长期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本刊记者李钧德）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