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D·沃尔芬森先生在北京大学做了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
我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中国，也十分荣幸能够在北京大学演讲。有人告诉我，著名的1919年“五四运动”就起源于这里。在这场运动中，北京的学生－－你们的前辈们－－走上街头，抗议当时的军阀政府，在全中国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推行民主与科学的浪潮。
这是对陈旧思维方式的挑战，是对多元化的观点和对科学、知识与学习的呼唤。我认为这两个主题在今天尤为符合时宜，它们不仅是我作为世界银行行长的工作重点，也是中国在弘扬“五四”传统、继续寻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程。
今年初在墨西哥蒙特雷，这一主题在联合国主持召开的“发展筹资大会”上得到响应。本次会议聚集了各国元首、部长、发展机构及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的领导，共同探讨和平、安全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坚定承诺，扩大机遇，扩充资源，实现2015年将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
很少有任何议题对长期和平与安全如此重要，但却又为大多数富国政界所忽视。不论是在会场上，还是在前进过程中，我们的挑战是要说服政治领袖们为什么这种边缘主义必须停止。
在蒙特雷会议之后，在达成新的全球发展契约的共识之后，现在是将言语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蒙特雷会议就认识富国与穷国的共同责任迈出了重要一步：
·发达国家在援助和贸易方面应该做得更多；
·发展中国家应该承诺采取措施，加强治理，制定稳健政策，以便从援助和贸易活动中受益。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实施问题－－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贫困，减轻我们给贫困人口带来的管理负担。这意味着不仅要进一步增加援助数额，而且要提高援助的使用效率，帮助受援国进行能力建设以更好地管理发展项目，改善贸易环境以更好地受益于全球化进程。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更好地协调援助活动，保证资源不被浪费，保证穷人真正能够从中获益。
现在，我们共同行动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个奖项比其它任何奖项都值得争取。仅仅依靠炸弹和军队不可能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和安全的世界；只有具备重新评价战争的远见、勇气和政治意愿，才能赢得和平。
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世界上还存在不公正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不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一个国家内部，当世界许多地方的减贫斗争还未开始的时候，当和平与发展的关系尚未得到认识的时候，我们可以赢得反恐战役的胜利，但却不能结束那场能够带来持久和平的战争。
贫困是我们面临的最艰巨的长期挑战。贫困令人不堪忍受、精神麻木，在年轻的心灵与梦想本要展翅翱翔的时候，贫困夺走了他们的希望和机会。
贫困－－可以摧毁一生的前途，使人整日为糊口而奔波。
贫困－－以及与之形影不离的失望，会导致排斥、愤怒，甚至冲突。
贫困－－虽然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暴力，但却会给那些推崇暴力和冲突的人提供思想和行为的滋生地。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你们应该引以为自豪。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绝对贫困人数从2亿5千万降至3千4百万，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的贡献。成绩是骄人的，但今天的世界告诉我们这还不够。
9月11日，人们想象中的那堵将穷人的世界与富人的世界分隔开来的墙轰然坍塌。
正是因为相信这堵墙的存在，相信被分隔的两个世界的存在，人们一直认为，占世界人口不到20%的富国主宰着全球财富和资源并拥有80%的美元收入的现象是正常的。
其实这堵墙并不存在，也没有两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几千年来，全球化进程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直在发挥作用。
正如我的朋友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一千年以前，科学、印刷术和艺术的大部分思想基础来源于中国、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而不是西方世界。早在16世纪，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一位穆斯林，就对宗教宽容和开放发出了呼吁。
这堵墙并不存在。今天，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有贸易、投资和金融，有旅行和通信，有疾病、犯罪、移民、环境恶化、毒品、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
摧毁这堵墙的时候到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个统一的世界里，贫困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必须向贫困宣战，因为从道德和伦理上来说它令人厌恶，因为它就像一个毒瘤，危及全身而不仅仅是直接受影响的部分。
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应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通向胜利之路的构想。
去年，在联合国峰会上，140多位世界领导人同意发起一场运动，从多方面减少贫困。我们共同支持“千年发展目标”，我们承诺，到2015年：
·将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的人数减少一半；
·保证男童和女童都能完成小学教育；
·消除各个教育阶段的性别不平等；
·将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
·控制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
·将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数减少一半；
·建立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
中国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孕产妇死亡率从10万分之95下降到10万分之50，小学入学率升至99%，其中男女比例达90％。
中国使用清洁水的比率从60%升至75%，在保护环境和子孙后代的未来等方面形成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共识，签定了几个有关气候变化、沙漠化和保护臭氧层的国际公约，通过了环境保护法和近400项环境保障措施和条例。
很明显，中国正在向前迈进。但是，尽管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仍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几乎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的地区和民族差距都是十分突出的。从大多数指标来看，西部省份和农村地区落后于人，城乡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也不平衡。这些差距应该而且也必须缩小，否则，就难以实现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难以减少贫困，难以在21世纪建设一个平等与稳定的中国。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新的“国家扶贫计划”将保证比较贫困和偏远的地区能够享受增长和经济、社会进步，并过上更好的生活。这项计划的方式更加全面，包括社会发展和以村为单位进行扶贫规划和资金划拨的新方法。中国政府鼓励社区、非政府组织和民营部门参与实施这一计划的决心令我们深感鼓舞。
这反映了世界银行积极支持的一条实际经验：当穷人有能力左右对自己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时，发展的速度就会达到最快。
这些都是在减贫和消除不平等现象方面迈出的坚实稳健的步伐。然而，在中国和整个世界，我们显然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消除贫困，实现千年目标。这些目标从教育、卫生、性别和环境等多方面入手，去解决一些让贫困根深蒂固的核心问题。
谁会不同意这些千年目标？谁会拒绝站出来说：为了我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我要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然而，有人自然要问：我们能打赢这场减困之战吗？如果无法保证，我们是否还应拿我们的资源作为赌注？
我要反问这些人：我们能输得起吗？我们准备作出多大的努力去保护孩子们的未来？我们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在有生之年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我们已经注意到，过去20年里，全世界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来自两大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和印度；同时，东亚其他地区和拉美也取得了进步。但是，还有太多的国家被落在后面，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还存在太多的不平等，太多的排斥现象，太多的战争，太多的内乱，以及现在的艾滋病问题，这些都有可能使我们过去40年的诸多成绩功亏一篑。
而且，这些挑战在今后30年里会进一步加剧，因为全球人口将增加20亿，达到80亿，其中新增人口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
当我们这些国际发展领域的人－－包括国际组织和双边机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面对前面的挑战时，我们也必须客观谦虚地回顾过去。
对太多太多的穷人来说，冷战的年代是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年代；是领导人利用人民自肥的年代；是为政治目的而不是发展目的贷款的年代。
我们确实目睹了失败，看到了政治化援助的后果；我们决不能忘记它的腐蚀性影响。
我们认识到，外部强加的政策不会奏效，各国必须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政策必须为各国自己所有，由各国自己制定。
我们认识到，任何减少贫困的努力都必须是全面的，没有可以轻而易举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条件可以成功地推动发展：即增强受援国人力资源能力的教育和卫生项目、廉洁高效的政府、有效的法律和司法体系以及组织和监督完善的金融体制。
我们认识到，腐败现象、政策不得力和治理不善都会使援助失去效力，而以本国为主导开展反腐运动是能够取得成功的。
我们认识到，削减重债穷国的债务是帮助他们重新自立的关键，减债所获得的资金可以有效地用于扶贫项目。
我们认识到，必须注重为投资和创业精神，特别是小型企业和小农场创造条件。但是，这对于推动有利于穷人的增长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促进对人的投资，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作出自己的选择。
我们认识到，发展的道路是漫长的，它超出了政治周期的范围，也不能依靠权宜之计－－因为社会对长期行动的共识是推动长期变革最坚实的基础。
这些教训和原则应该给予我们勇气，因为，与以往相比，今天，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政府和民间社会正在携手支持共同的原则。
与以往相比，今天，一股新风正吹过世界，它将我们的潜力变为真正的发展。
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实现这一转变。通过这种全球伙伴关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为一种建立在道义、经验和自身利益基础上的共同责任而团结起来。
我们应当认识到，机会和赋权－－而非施舍－－能使大家受益；只有承认我们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同样的人，才能实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在这一合作伙伴关系中，发达国家必须做些什么呢？
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应当抓住蒙特雷会议带来的机会，为缔造一个更加和平与稳定的世界迈出重要的下一步。
首先，他们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和社区进行能力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倾听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帮助它们实施具有相关性和真正起作用的项目。
第二，他们必须进一步开放贸易，因为没有市场准入，贫困国家的政策再好，其发展潜力也不可能得到发挥。
第三，富国还必须采取行动削减农业补贴－－因为它们夺去了贫困国家的产品市场。这些补贴主要用于支持少数农业企业，其中许多都是大公司，而富国每年3500亿美元的补贴是其向拥有近50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外援的6倍。
第四，富国必须意识到，即使在贸易和农业补贴方面采取行动，也还有必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金额（估计每年需要增加400到600亿美元才能达到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约为目前数额的两倍）。我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以及英国财政大臣戈敦·布朗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力促这件事，我们非常欢迎布什总统和欧盟最近作出的增加援助开支的决定。
毋庸置疑，我们的工作要有所侧重、富有成效－－对此我们都没有异议。过去，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发展目的决策已经浪费了太多的资金。
人们对此的理解正在加深。三个月前，在25个富国对2.3万人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人支持将减少贫困和贫富差距列入国际社会的首要议程。
几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建设了军队，熟稔了战略。今天，我们在一个不同的世界打一场不同的战争。
在这个世界里，暴力并不停留在国界之内；在这个世界里，通信技术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全球的不平等现象。
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可以影响其他所有地方。
包容、公平感、赋权和反腐败，这些必须成为我们将来的武器。
发展契约的另一半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必须做些什么呢？
在这个新世界里，发展并不意味着依赖援助，而是要让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制定、实施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吸引私人投资，让政府能够投资于人－－即逐渐摆脱对援助的依赖。
发展不是指把穷人视为施舍的对象，而是把他们看作赖以缔造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安全的世界的财富。发展是指逐渐扩大规模－－从单个项目到大型计划，不断充实并加以推广。例如，在由社区推动的发展项目和小额信贷项目中，穷人就处于解决问题的中心地位，而不是发放救济的对象。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项政策通过给予贫困农民农产品生产的决策权，又回到了过去所熟悉的以积极性为基础的机制上来，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可能是这么短的时期内最为成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它告诉我们，当穷人获得工具和机会来自己制定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时，他们会抓住机会，而且常常会做得超出经济决策者或规划者的预料。
中国如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并没有坐在那里静等别人将发展送到自己的手上。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主动性，自己决定援助项目怎样才能最好地支持其工作重点，同时，强调建立适当的制度和体系，保证改革的进度和性质符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在过去20年经济显著增长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意识到有些新的改革“领域”是未知的，采取了“边做边学”的实用方法，先是试点项目，然后引入改革，再检验是否成功，最后加以推广，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全国普及。所有这一切促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成功。
现在，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另外一个未知领域，即向全球经济开放以及逐渐由民营部门推动增长。此时的挑战是，继续未尽的改革（金融部门和国有企业），处理改革的负面影响（国家和地区不平等、预算问题、环境恶化、卫生和教育问题），以及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新的改革挑战：即在推动创新和变革的同时，加强治理，减轻社会压力，缓解环境恶化，强化基础设施。
中国过去的成功因素是农业改革、对世界市场开放以及扩大投资和贸易。现在，这些因素不再能推动今后的增长。未来的成功与竞争力将有赖于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率，获取新的知识，因为在新的世纪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经济体互相开放、竞争，知识产业占重要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国家稳定，人民身体健康并受到良好教育，就能取得最快的进步。因此，中国必须投资于教育和知识经济。
虽然与大多数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成就不凡，但由于贫困尚未消除，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增长效益的分配不平等，中国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尽管中国在提高基础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入学率和质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在保证同样水平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还落后于邻国，而这对于培养一批多才多艺、技能完善的人才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难以在21世纪的竞争中立足。
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1）应该保证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有充足的资源－－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从而增加人人享受高质量基础教育的机会；（2）鼓励体系中最强大的环节提高素质－－特别是城市和沿海地区－－从而尽快实现增长和繁荣。我保证，世界银行将支持并帮助中国实现这两个目标。
通过投资教育，中国可以进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以充分利用新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我，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不再为贫困所累。
中国驾驭知识、利用知识推动发展和减少贫困的潜力是无穷的。知识与信息正在成为国际竞争力和全球经济的关键驱动因素。
中国要在这种新条件下竞争并发展繁荣，就必须从生产要素密集型增长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增长，要更加开放，利用主导全球经济的力量，通过跨越式发展来把握日新月异的技术－－即那些邻国已经在开发和使用的技术。
为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在发展战略上作出重要调整，更新并建立新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知识革命的机遇。这包括更新法律和金融体系，重视知识产权，教育升级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其中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要培育良好的环境，将技术推广到中国较不发达地区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如果外国投资和技术带动的增长还集中在东部城市，那么其他地方就将愈发落后，已有的地区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利用全球远程教育网络（GDLN），不仅将北京与亚洲其他首都城市联接起来，而且还与较小的地区中心联接起来，如新建成的宁夏中心。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通过中国发展门户网，利用GDLN网络将全中国的市长联系起来，交流经验，共同制定战略，建设规划良好、服务完善、注重环保的城市。
世界银行全力支持这一利用“知识经济”机遇的举措。我们的作用就像催化剂、辅助者、中间人或联络者，我们站在网络经济的一个重要交叉点上，将全球的学习机会和投资援助连接起来，促进当地的发展。
我谈到了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两个方面，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先者－－其中以中国为例。我相信，与过去50年相比，我们今天可能有更大的机会让这一伙伴关系的双方一起努力，完成各自的责任，携手打赢这场战争，建立以和平为目的的新型伙伴关系。
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够的。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孩子－－像你们这样站在我面前的学生－－使他们成为担当全球责任的世界公民。我们要为多样性感到欣喜，而非恐惧；我们的课程中体现的应该是理解，而非猜疑；应该是宽容，而非仇恨。我们必须告诉我们的孩子，要敢于接受不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纳全球于胸怀。我们必须让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做得更好。
中国发展门户网 2002年5月2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