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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
关键词： 迟福林 收入分配改革 改革 经济转型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王虔拍摄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12月11日电 （记者王虔） 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中国的经济转型面临着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要不要把消费主导作为经济转型的战略重点？要不要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破解经济转型的重大举措？2011年12月10日，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为主题的第7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迟福林认为，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中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高度依赖于全社会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以此形成支持中国未来10～20年经济较快增长的内生动力，从而走上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一、处在消费释放的历史拐点，尽快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成为推进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基本前提
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导致社会需求结构的失衡，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滑，并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讨论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核心是讨论消费主导的重要支撑何在，尤其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对制约消费需求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1.中国正处于消费释放的历史拐点。随着中国全面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和消费总量明显变化，消费正处于释放的重要时点。
（1）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十一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
（2）消费主体不断扩大。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主体不断扩大。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城市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市消费量在2008年到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创造一个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
（3）居民消费结构明显变化。这些年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长，其消费占比分别从1990年的32.3%和33.4%增长到2009年的53.01%和53.22%。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发展趋势的战略性规划。未来的5年左右，如果能够初步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目标，即最终消费率由48%提高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由35%提高到45%左右，实现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8%的增长就有了重要支撑。
2.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影响和制约消费释放的重要因素。从现实情况看，无论用什么方法、什么指标衡量，中国的贫富差距都相当突出，而且这些年贫富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有可能形成高风险。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中低收入群体难以成为扩大消费的主体。
（1）城乡差距的扩大导致消费率下降。尽管过去几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尚未打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仍然保持在3：1以上的高位。2009年，7亿农民的消费在35%的居民消费率中只有8.36个百分点。
（2）贫富差距的扩大影响消费结构的提升。近年来，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下降缓慢，2010年分别为35.7%和41.1%，由此导致消费结构升级缓慢。以文化为例，2010年中国文化消费占GDP总量仅为2.5%。释放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发展文化产业，重要的前提是尽快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创造条件使中低收入者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
（3）贫富差距的扩大制约消费信心的提振。在收入提高缓慢、贫富差距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短期内采取某些刺激性的消费政策，其效果总是有限的，并且在政策到期后消费很有可能再度回落。
3.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国家的“十五”计划就曾提出促进消费较快增长，使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的目标。10年过去了，居民消费率不升反降。问题就在于，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国富优先发展的特点突出，使GDP增长长期快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国家财政增长长期快于GDP的增长。扭转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需要实现发展导向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以“藏富于民”。
（1）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重要的在于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放到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设计，加大调整的力度。由此，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2）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不仅有助于释放2.3万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相关的投资。有研究表明，每转移一个农民工，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转移1000万农民工，由此带来的投资规模不低于1万亿元。
（3）高度关注就业。无就业的增长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关系，激化社会矛盾。中国是一个城乡、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人口大国，仍将长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高度关注和解决就业问题，是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