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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6月22日电 题：依然有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近访中共党员“五代人”
中新社记者 石岩
“中共党员这一称号，影响了我人生最关键的大学时光，也必将会改写我的人生。”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上海某大学研究生董杨华在稍加思索后，郑重说道。
与很多大学生党员不同的是，董杨华前几年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4岁的她毫不避讳自己当初顺利入党与中学优异的成绩有很大关系，但入党的意义，却只有在上大学时才得以逐渐彰显。
在沪念书期间，董杨华积极参与了世博会等重大活动，“当‘党员姐姐’成为你的一个标签时，很多事情，你必然要冲在最前面”，董杨华说，“这种身份暗示，会影响到你的各个方面，让你更有责任心和集体观，当然学习也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这种状态，我将会一直保持下去。”
建党90周年前夕，记者走访了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先后加入中共的几位党员。
与董杨华在入党上的“少年得志”迥异的是，现年66岁石连照则用了整整20年才得以入党梦圆。早在1964年，刚入大学的石连照便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被党组织列入考察对象，但两年后骤然刮起的文革风将他的入党梦无情吹散。
1976年，文革结束，党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转向以恢复发展经济为主。石连照的命运也随之得以改变，他先是被选上了其所在县城的化肥厂副厂长，继而鉴于其优异表现，顺利通过党的考验，于1984年正式成为党的一分子。
“我有四个兄弟姐妹，父亲在解放前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共产党，别说我们没有念书的机会，就连活下来都是问题。”石连照不讳言自己的“报恩”动机，“身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多替社会做事，现在看来，我对自己所做的问心无愧。”
与之相比，36岁的秦中兵的入党动机要“单纯”得多。他1994年考入大连某重点大学后，“看到别人都在入党，感觉这是大学的一部分，就也跟着入了”。
秦中兵称自己是个“后知后觉的党员”——在入党前，这位理科生对党的认识也仅限于课本上那点常识。但在入党后，他开始逐渐关心起政治来，对于社会上一些热点问题的思考也日渐增多。“90年一路走来，共产党靠的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一种胸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他对记者说。
90年代，秦中兵身边的一些人为了争出国、进外企而不惜放弃党员身份时，他却没有退出。10多年后，已是广西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他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坚持。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入世、申奥成功等许多重大事件，如果没有党脚踏实地的工作，很难想象这一系列成就的获得。”秦中兵说，“保存一点信念和责任，踏踏实实做好当下的事，这就是党员这一身份教会给我的东西。”
与秦中兵一样，现年79岁的张国忠也在“体制内”，然而，张国忠的党龄要比前者大上整整40年。1956年4月，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秘书的张国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宣告完成。
“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再有更往前的建国及抗美援朝，大大增强了我入党的决心，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张国忠如是说。
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张国忠也有自己组织上的榜样——他的老上司，时任中共内蒙古党委宣传部部长的胡昭衡，时隔50余年，张国忠仍能记得胡的笔名叫“李欣”。
“他能力强、文章好、多才多艺，而且对工作认真负责，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员。”张国忠说，“作为一个党员，他影响了我一辈子。任何时候，我都会记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记得自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对党的信任不会有任何动摇。”
张国忠后来从内蒙古调到北京，任职于当时的物资部，并有了三个儿子。据他说，他的以身作则影响了儿子们，“他们现在都有出息，不但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而且都能堂堂正正做人。”张国忠骄傲地说：“这和我作为共产党员对他们从小的教育息息相关。”
党龄比张国忠大整整10年的田桂卿，今年已经86岁。1946年，她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同年，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占绝对优势之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争年代，穿着草鞋也要紧紧跟随战友、不愿掉队的田桂卿说，“我们对共产党的忠诚，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能理解的。就一股劲儿，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叫做啥就做啥，对党不能有二心。”
南征北战的田桂卿，已记不清自己上过多少次战场。“大的战役，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小规模的战斗记不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桂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了救送伤兵，这位老人曾经五次进出朝鲜。
如今，居住在山东济宁的田桂卿年事已高，生活起居由长子照料，不再过问家中琐事。但每当交党费的日子，她都会催问子女，替自己交了没有。每年，她都会订阅中共机关报和官方媒体出版的《参考消息》。即便身体不适在医院治疗期间，这位老人也会嘱咐子女把报纸带到医院阅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