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国情认识中国共产党

英国广播公司15日报道称，中共全会可能会探讨扩大党内民主，扩大执政党合法性，以应付中国面临的严峻社会和经济问题。路透社等媒体也把焦点放在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问题上。金灿荣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但又是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主题就是一个曾经非常发达的农业文明国家转型成为一个工业文明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任务。工业文明是西方创造的文明，并借助这个文明凌驾于非西方国家之上，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核心也是一个学习者，一直在努力追赶，成绩到现在还是令人满意的。

“他们要管理四个中国”，这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戴维·兰普顿对中国领导人面临艰难任务的概括。他说，中国政府要领导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民，相当不易。中国领导人实际上需要管理四个中国，即：非常富裕的中国、比较富裕的中国、不太穷的中国以及非常穷的中国。“举个例子，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农村比城市发展快。我记得那时到中国，城市人都在抱怨，说农民房子大，生活富裕。那时是让“农民先富起来”。1985年之后，城市取代了农村的优先地位，城市人开心，农民开始抱怨。而到了近几年，农民收入提高，城市人又开始抱怨通货膨胀、污染、交通堵塞等。所以中国很难同时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9月15日，人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刚刚竖起的民族团结柱前拍照。随着国庆的渐渐临近，长安街边多处整修工作接近完工，许多路口摆起主题花坛，节日气氛越来越浓。新华社记者王建华 摄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现实。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沃尔特·米德曾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前中国面临的繁重问题是，要在很短时间里给十多亿人带来新生活。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取得这个成绩。如果中国人到美国去问：“你们说中国人该怎么做？”我想，美国政府，包括精英们也没有任何答案。”一名西方记者在一次聚会中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任何理论都能在中国找到论据，但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完全解释中国现象或指导中国，而任何政策在中国都不一定能整齐划一地推动下去。中国领导人要领导如此复杂的国家，这是与任何发达国家领导人区别最大的地方。

沈大伟在去年北京奥运会后作了这样的分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有思考能力的党。他们适应性强、自省且开放，不断仔细研究并总结苏联瓦解的教训，确保避免与它同样的命运，然后保持一个经济蓬勃发展、抑制贪污、对不断改变的社会需求及时作出反应的状态。”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31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罗伊斯特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评价：“他们是完全讲求实际的”。（记者丁刚王文 程刚 刘扬 汪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