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由田汉先生1935年2月在狱中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词，配曲是由聂耳先生写成的，当时主要为了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奋勇抗击日寇。尽管从中央决定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始，近60年来国歌一直被人们传唱，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高度认同和颂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是，伴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歌从产生到现在，也历经了确立、废止、修改、恢复、宪定和论争等曲折过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代国歌的确立。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建了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歌方案。为了充分发扬民主，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定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1949年9月21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但都不尽人意。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只有郭沫若、田汉等人认为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合时宜”，提出要修改的意见，郭沫若还拟就了三段，但绝大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也认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中国也快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歌词好。故，他后来在一份有关国歌的文件上批示：拟用，居安思危。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决议。

(二)“文革”时期国歌实际上的废弃。新中国成立以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17年。1966年2月“文化大革命”始，江青及其同伙大搞“影射文学”，抓住田汉编的京剧《谢瑶环》中有“为民请命”、“载舟覆舟”等词句，断章取义，加以歪曲，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各报刊点名批判，进而把田汉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诬蔑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田汉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予以批斗、游街、关押。1966年12月，田汉被捕入狱。1968年12月10日，由于长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田汉含冤惨死于狱中。那时，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一旦以莫须有的罪名从政治上被打倒之后，他的作品也就会成为“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田汉及其作品的遭遇就是如此，他的全部作品都遭到禁止。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唱歌词。后来，国歌就逐渐成了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纯演奏曲。“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间，《东方红》逐步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实际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则被废止。

(三)“文革”结束初期国歌歌词的修改。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有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已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了填补国歌歌词的“空白”，1978年修改国歌歌词的建议提到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大会，大会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和征集，收到了大批新歌词词稿。经讨论，最后确定由李焕之同志配的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修改，但也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党的领导、“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另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歌词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注明“李焕之配词”等等。虽然有两种不同意见，但修改国歌歌词一事酝酿已久、已是不可更改。国歌征集小组没有采纳不同意见，建议将新国歌歌词提交这次大会通过。同时决定，考虑到国歌不同于一般歌曲，为保持国歌的稳定性，除注明“聂耳曲、集体填词”外，一律不署编配者的姓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